《刑事審判參考》（2012年第6輯，總第89輯）
【810】鄧某1故意殺人案-對直系親屬間幫助自殺的行為如何定性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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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1. 幫助自殺的行為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
2. 為解脫直系親屬病痛而幫助自殺的行為能否認定為故意殺人罪中的“情節(jié)較輕”？
三、裁判理由
本案案發(fā)后，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新聞媒體更是將本案稱為“孝子弒母”案。本案社會影響之所以如此之大，主要是重現(xiàn)了前些年幾近白熱化的“安樂死”定性之爭，深刻反映了情與法的關系，觸及了道德與法律的邊界。在具體審理過程中，主要有以下兩個爭議問題：
（一）幫助他人自殺的行為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
通常認為，幫助自殺，是指他人已有自殺意圖，行為人對其給予精神鼓勵， 使其堅定自殺意圖，或者提供物質(zhì)、條件上的幫助，使其實現(xiàn)自殺意圖的行為。基于上述概念分析，幫助自殺與直接動手殺人不同。對于直接動手殺人，即便是應他人請求而為之，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認為不應認定為幫助自殺，構成故意殺人罪；但對于僅提供幫助，而未直接動手實施殺人的行為，是否應當認定為故意殺人罪，存在較大爭議。有觀點認為，幫助自殺行為不能等同于故意殺人行為，在刑法沒有明文規(guī)定的情況下，認定幫助自殺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要特別慎重。但也有觀點認為，幫助自殺行為原則上構成故意殺人罪。具體理由是：幫助自殺行為符合間接故意殺人罪的特征，對死亡結果具有較大的原因力。目前，主流觀點是幫助自殺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主要理由是：幫助自殺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侵犯了死者的生命權。
本案中，被告人鄧某1明知農(nóng)藥有劇毒性，仍將勾兌好的農(nóng)藥遞給李某2， 鄧某1主觀上對李某2的死亡持放任態(tài)度，符合故意殺人罪的主觀條件。同時， 鄧某1客觀上也實施了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符合故意殺人罪的客觀條件。對此客觀條件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鄧某1實施了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鄧某1對李某2負有贍養(yǎng)義務。在李某2諸求幫助自殺的情況下，鄧某1不但沒有勸阻，反而為其購買農(nóng)藥，并在勾兌后擰開瓶蓋把農(nóng)藥遞給李某2，為李某2自殺提供了條件。在李某2服下農(nóng)藥后，鄧某1沒有積極實施救助，而是看著李某2中毒身亡。鄧某1雖然沒有實施灌藥行為，但從性質(zhì)上分析，其行為屬于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鄧某1是否實施強行灌藥行為，是法院判斷其犯罪動機和其是幫助自殺還是直接動手殺人的重要依據(jù)。關于該問題，在直接證據(jù)方面僅有被告人供述，而在間接證據(jù)方面，現(xiàn)場勘驗檢查筆錄、法醫(yī)學尸體檢驗鑒定書等均證實被害人在死亡前沒有進行激烈的反抗或者掙扎。因此，綜合本案在案證據(jù)，法院認定鄧某1沒有實施強行灌藥行為。
其二，鄧某1的行為與李某2的死亡結果之間存在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案發(fā)前，李某2因不堪病痛折磨而產(chǎn)生了輕生念頭，只是由于臥病在床，無法自行實施自殺行為。在李某2的請求下，鄧某1明知農(nóng)藥有劇毒性，仍向李某2提供農(nóng)藥。雖然其只是將農(nóng)藥遞給李某2，但其明知李某2得到農(nóng)藥服下后， 必然導致死亡結果的發(fā)生。因此，鄧某1提供農(nóng)藥的行為與李某2的死亡結果之間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
其三，鄧某1的行為具有刑事違法性，且不存在違法性阻卻事由。幫助自殺行為涉及刑法理論中的被害人承諾問題。被害人承諾，是指經(jīng)權利人允許實施損害其權益的行為。法諺云：“對意欲者不產(chǎn)生侵害”。這表明在傳統(tǒng)觀念中被害人承諾對違法性的認定存在一定影響。然而，在當代刑事理論體系中， 被害人承諾作為違法性阻卻事由，存在一定的限制。一般認為，除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外，即使是純屬于公民個體的私權，也并非完全由權利主體自由處分。如生命權就不可自由處分，經(jīng)被害人承諾而殺人的，仍然構成故意殺人罪。我國刑法沒有專門就被害人承諾問題進行規(guī)定，司法實踐中對有被害人承諾情形的故意殺人，原則上都不將被害人承諾作為殺人犯罪的阻卻事由，但可以作為減輕刑事責任的理由。本案中，鄧某1幫助自殺的行為雖然系在李某2的請求下實施，但由于其侵害的生命權超過了被害人承諾可處分的范圍，故不能排除其行為的刑事違法性，仍然構成犯罪。
（二）鄧某1的行為是否可以認定為故意殺人罪中的“情節(jié)較輕”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guī)定，故意殺人情節(jié)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于何謂“情節(jié)較輕”，尚無司法解釋明確規(guī)定。司法實踐中，一般將義憤殺人、防衛(wèi)過當殺人、幫助自殺、生母因無力撫養(yǎng)親生嬰兒而溺嬰等行為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的“情節(jié)較輕”。我們認為，具體案件中，可以從行為的客觀危害、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等方面對故意殺人罪中的“情節(jié)較輕”予以認定。
首先，本案的社會危害相對較小。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故意殺人犯罪社會危害大，處理上要體現(xiàn)依法從嚴的政策精神，而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社會危害相對要小，處理上要體現(xiàn)依法從寬的政策精神。特別是發(fā)生在親屬間且得到被害人承諾的故意殺人犯罪，其社會危害性更小，處理上理應體現(xiàn)從寬的政策精神。本案中，鄧某1完全是根據(jù)李某2的意愿前往購買農(nóng)藥并向其提供農(nóng)藥，作案時鄧某1僅是將農(nóng)藥遞給李某2，由李某2決定是否喝下， 而沒有采取強行灌藥的方式。其行為雖然造成了李某2死亡的結果，但也幫助李某2實現(xiàn)了解除病痛折磨的愿望，該故該殺人行為的社會危害較小。
其次，鄧某1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較小。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主要通過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罪情節(jié)、是否有前科劣跡等方面來體現(xiàn)。動機卑劣、手段殘忍、情節(jié)惡劣、有前科劣跡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往往大。對于犯罪動機可寬恕性強，民眾普遍在道義上給予同情理解的，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通常較小。本案中，李某2長期遭受病痛折磨，多次產(chǎn)生輕生念頭并請求鄧某1幫助其自殺。李某2共生有四名子女，但其一直是與鄧某1共同生活，并僅由鄧某1照料和負責醫(yī)治。特別是李某2患有腦中風等疾病導致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二十多年來，鄧某1始終悉心照料，其是在李某2多次請求下，出于為李某2解除疾病痛苦，才順從了李某2的請求，其情可憫。在眾親友和鄰居眼中，鄧某1是一名“孝子”。鄧某1歸案后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認罪態(tài)度好。綜合評價，鄧某1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不大，可以認定鄧某1的行為屬于故意殺人罪中的“情節(jié)較輕”。
綜上，法院對鄧某1故意殺人案作出的判決公正、合埋。同時，本案的情況也深刻反映出，要避免此類人倫悲劇的發(fā)生，除依法平衡好刑罰的懲罰與教育功能外，更為重要的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