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理法院： 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
案 號： （2015）合刑終字第00199號
案件類型： 刑事
案 由：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裁判日期： 2015-06-15
合 議 庭 ： 董雪美陸文波張恒
審理程序： 二審
審理經(jīng)過
合肥市瑤海區(qū)人民法院審理合肥市瑤海區(qū)人民檢察院指控原審被告人朱某甲、楊某、朱某乙、王某甲、劉某甲、王某乙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于2015年1月30日作出（2015）瑤刑初字第00708號刑事判決。原審被告人朱某甲、楊某、朱某乙、王某甲、劉某甲、王某乙均不服，提出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合肥市人民檢察院指派代理檢察員張靜出庭履行職務，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朱某甲、楊某、朱某乙、王某甲、劉某甲，上訴人（原審被告人）王某乙及其辯護人梁克秀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xiàn)已審理終結。
一審法院查明
原判認定：“1040工程”謊稱屬政府引進民間閑散資金項目，以發(fā)展下線，交納現(xiàn)金為運作模式，以發(fā)展下線的人數(shù)和下線投入資金的股份額為晉升層級標準，以層級和股份數(shù)額不同作為計酬和返利依據(jù)。具體運作模式為：首次投入3800元為一股即成為股東，后每股為3300元。級別為業(yè)務員（1-2股）、組長（3-9股）、主任（10-64股）、經(jīng)理（65-599股）、老總（600股以上）。首次投入可交69800元購買21股直接升主任，主任級才能發(fā)展下線，升任“老總”需二個直接下線均為經(jīng)理級。該組織老總下設經(jīng)理室負責管理下線人員，起到上傳下達、發(fā)展新人等作用。經(jīng)理室由大總管負責全面業(yè)務，下設自律總管、能力總管、經(jīng)晨總管、申購總管。
2011年3月，被告人朱某甲交納現(xiàn)金69800元加入河南傳銷團隊，發(fā)展二條直接下線，其線下共計67人，共約1300余股。被告人朱某乙屬被告人朱某甲直接下線，被告人王某甲、楊某、劉某甲、王某乙屬被告人朱某乙直接下線人員，均交納現(xiàn)金69800元直接升任經(jīng)理。直至案發(fā)時，被告人朱某乙線下人員約62人，被告人王某甲線下人員約50人，被告人楊某線下人員約40人，被告人劉某甲線下人員15人，被告人王某乙線下人員14人。被告人朱某乙、王某甲因有一條直接下線沒有達到經(jīng)理級別，未能升任團隊老總。在團隊中被告人朱某乙曾擔任大總管，負責對剛進傳銷組織的新人進行洗腦，發(fā)展新人加入、代發(fā)人員工資等管理經(jīng)理室事務。被告人王某甲曾擔任經(jīng)晨總管，負責宣傳團隊里的管理制度。
2013年12月，被告人朱某甲晉升為團隊老總。2014年1月，被告人楊某晉升為團隊老總。被告人朱某甲、楊某共同對所屬團隊進行管理，在本市新站區(qū)徽州人家小區(qū)1棟505室設立經(jīng)理室。先后任命被告人劉某甲、王某乙為大總管，負責管理團隊日常一切事務，安排人員對剛進傳銷組織的新人進行流腦，發(fā)展新人加入、代發(fā)人員工資等管理經(jīng)理室事務。
2014年4月4日，被告人朱某甲、楊某、劉某甲、王某乙被公安機關抓獲，4月10日，被告人朱某乙被抓獲，5月5日，被告人王某甲被抓獲歸案。
原判認定上述事實證據(jù)有：一、扣押物品清單、移送清單，證實從被告人朱某甲處扣押的手機一部、銀行卡一張、傳銷人員結構圖一張；從被告人楊某處扣押的手機一部、銀行卡一張、人民幣1800元；從被告人朱某乙處扣押的手機一部、銀行卡一張；從被告人王某甲處扣押的手機一部、銀行卡一張、傳銷教材一本；從被告人劉某甲處扣押的銀行卡、手機卡各一張、手機一部；從被告人王某乙處扣押的銀行卡一張，人民幣2700元；均已隨案移送。
書證
1、傳銷人員結構圖，從被告人朱某甲處扣押的傳銷人員結構圖系被告人朱某甲本人所畫，證實其傳銷下線共67人，但其中5處只有數(shù)字，沒有姓名。被告人楊某、朱某乙、王某甲歸案后均畫出傳銷人員結構圖，證實該傳銷組織的人數(shù)及其本人的下線等情況。其中被告人朱某甲所畫的結構圖中5處沒有姓名，在被告人楊某、王某甲所畫的結構圖中有3處有姓名。
2、銀行日記帳，證實六被告人的農業(yè)銀行卡在安徽省境內因傳銷而頻繁現(xiàn)金往來。
三、搜查筆錄及照片，證實公安機關對被告人朱某甲居住的合肥市新站區(qū)徽州人家1幢3單元505號進行了搜查，并拍照。
四、戶籍證明，證實六被告人的身份情況，六被告人作案時均已成年。
歸案經(jīng)過，證實六被告人均系被抓獲歸案。
證人證言
1、證人王某丙的證言，證實2012年11月底，她丈夫朱某乙讓她到合肥加入傳銷組織，她購買了21份，后把她弟弟王某甲、父親、母親和她姑父一家人發(fā)展成她的下線。2013年11月份，她和朱某甲一起晉升為老總。晉升為老總后，朱某甲讓她發(fā)放團隊人員工資，直到2014年1月。每個禮拜，她組織一次經(jīng)管會和晨會，召集開一次經(jīng)理會議。她們團隊有60人左右，她的下線有50人，她得到13萬多元的返利，已花的所剩無幾。
2、證人王某丁的證言，證實2013年6月份，她女兒楊某說在合肥和人合伙做生意，做的很好，讓她來聽聽課。她來合肥，聽了七天課，講是一個“1040”工程，是政府項目引進民間閑散資金進行再分配，很賺錢。聽完課她感覺賺不了那么多錢，就一個人回去了。2014年，楊某又打電話要她來，她就來了。4月4日找不到女兒楊某，聽鄰居說被公安機關帶走了。
3、證人朱某丙的證言，證實他2013年10月底，來合肥找他大哥朱某甲時加入傳銷組織。購買了21份，只發(fā)展了一個下線。這個團隊有幾十人，朱某甲是團隊老總。
4、證人劉某乙下的證言，證實2012年3月份，她二舅媽李玉虹說自己在搞傳銷，讓她和老公樊偉都去。她和老公來合肥，她交了69800元，發(fā)展了三個下線，她是經(jīng)理級別，三個下線都是主任級別，她得到返利1萬多元。團隊老總是楊某。
5、證人樊某的證言，證實2013年6月，她經(jīng)她弟弟樊偉介紹，到合肥參加了傳銷組織，并一次交了69800元，購買了21份。后她將她丈夫陳六子、妹夫董延鋒、妹妹樊秋會騙來參加了傳銷組織。她現(xiàn)在是經(jīng)理級別，共獲得返利2萬多元。
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朱某甲的供述，供認他是2011年3月經(jīng)老鄉(xiāng)介紹加入資本運作“1040”工程傳銷組織。這個資本運作沒有生產產值，所有的錢都靠后面發(fā)展的新人交來的錢分配給前面的人。第一股3800元，后面每份3300元，要想分到錢首先自己要買21股，即69800元。隨后發(fā)展下線，從每個下線所交的錢分利。分為一級三晉制，即1-2份為實習業(yè)務員，3-9份為組長，10-64份為主任，65-599份為經(jīng)理，600份為老總。運作的好，一年能賺1040萬元。2011年3月，他交69800元，得到返還19000元。2011年4月，他把老鄉(xiāng)朱某乙騙到合肥，洗腦后也交了69800元。后他把另一個老鄉(xiāng)朱希望騙到合肥交了69800元。他們二人加入后又發(fā)展下線，現(xiàn)在他這一支共發(fā)展了62人，他和楊某、楊印等人都達到老總級別，其中他是家長，王某乙是總管，負責日常工作聯(lián)系和協(xié)調。2013年上半年，朱某乙擔任團隊的大總管，負責團隊的全面管理，王某甲在團隊擔任過經(jīng)晨和能力總管。他總共賺了十幾萬元。
2、被告人楊某的供述，供認她是2013年1月加入傳銷組織，交納了69800元，后她發(fā)展了兩條下線，2014年1月升到老總級別?，F(xiàn)在賺了9萬多元。團隊老總是朱某甲，劉某甲、王某乙都擔任大總管。結構圖中只有數(shù)字的，代表人名不詳，數(shù)字代表份額。
3、被告人朱某乙的供述，供認他2011年4月經(jīng)朱某甲介紹來合肥，交了69800元加入傳銷組織，4月底他把他老婆王某丙騙到合肥加入傳銷組織。2013年12月份，王某丙超過他，晉升為老總。他們這個點主要負責人有王某丙、朱某甲、楊某、楊印、楊超鋒等人。合肥市新站區(qū)家天下小區(qū)37棟601室是他租的，他負責這間房。主要負責安排值日、人員食物購買等。他們這個組織總共約40多人，具體多少他不清楚。他共分到3萬多元。2013年上半年，他擔任團隊的大總管，負責團隊的全面管理，王某甲在團隊擔任過經(jīng)晨和能力總管。
4、被告人王某甲的供述，供認2011年11月份，他姐姐王某丙介紹他到合肥加入傳銷組織，交了69800元。他們這個團隊朱某甲、楊某、王某丙、楊超鋒都是老總了。他下線有40多人，但只有一條下線是經(jīng)理級別，所以他沒有晉升老總。他曾擔任過經(jīng)晨總管，每天晚上檢查每個住處的人員情況。自從朱某甲等人被抓后，楊超鋒和他負責整個團隊的工作。2014年5月5日晚上，他在香江生態(tài)名郡1棟603室給新人上課，被公安機關抓獲。
5、被告人劉某甲的供述，供認他2013年2月，他父親劉付水讓他和他老婆王某乙到合肥加入傳銷組織。他交了69800元，申購了21股，他只發(fā)展了一條下線，就是他老婆王某乙，也交了69800元。團隊的老總是朱某甲，他2013年12月份升為大總管，配合老總管理團隊的一切事務。2014年3月，王某乙接任大總管。他們這個團隊共有6、70人，他的下線大概16、7人。楊某、楊印、楊超鋒都達到了老總級別。朱某甲畫的結構圖中，數(shù)字表示份額，未寫人名是因為不知道當事人的名字或份額不是21份，凡是只寫姓名沒寫份額的，都是標準的21份。
6、被告人王某乙的供述，供認2013年8月，她公公讓她和她老公、孩子、婆婆來合肥加入傳銷組織，她的上線是她老公劉某甲，她交了69800元。團隊老總是朱某甲，劉某甲2013年8月升為團隊的大總管，2014年3月，她接任大總管，劉某甲協(xié)助她。團隊共6、70人，她的下線15-17人，楊某等都達到老總級別。她總共得到返利3萬多元。結構圖中標有份額沒有名字的，可能是交了份額，不知道具體名字，或者份額少，沒有寫具體名字。
一審法院認為
原判認為：被告人朱某甲、楊某、朱某乙、王某甲、劉某甲、王某乙以政府引進民間閑散資金進行經(jīng)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股金的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的順序組成多個層級，直接或間接以發(fā)展人員的數(shù)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jù)，引誘參加者繼續(xù)發(fā)展他人參加，共計發(fā)展傳銷人員達60余人，騙取財物，擾亂經(jīng)濟社會秩序，其行為已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朱某甲、楊某積極主動實施犯罪，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應按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被告人朱某乙、王某甲、劉某甲、王某乙參與犯罪，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依法應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被告人楊某在主犯中所起作用相對較小，在量刑時應區(qū)別對待，可酌情從輕處罰。被告人劉某甲、王某乙發(fā)展下線較少，在從犯中作用相對較小，可酌情從輕處罰。被告人朱某甲、楊某、朱某乙、王某甲、劉某甲、王某乙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庭審中自愿認罪，可從輕處罰。六被告人系初犯，均可酌情從輕處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第五十二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四條之規(guī)定，判決：
一、被告人朱某甲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十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二、被告人楊某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三、被告人朱某乙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四、被告人王某甲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五、被告人劉某甲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六、被告人王某乙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七、供被告人犯罪所用的手機、銀行卡以及扣押的現(xiàn)金4500元，予以沒收。對六被告人的犯罪所得，繼續(xù)予以追繳。
原審被告人朱某甲上訴的請求和理由為：在傳銷團隊中林祥松才是真正的領導，其也是受害人，也不是傳銷團隊的組織領導者，系初犯，犯罪情節(jié)較輕，請求二審法院量刑時從輕處罰。
原審被告人楊某上訴的請求和理由為：其升任“老總”后沒有從事什么活動，一審量刑過重。
原審被告人朱某乙上訴的請求和理由為：其行為是過失犯罪，其也是受害者，系初犯，一審量刑過重。
原審被告人王某甲上訴的請求和理由為：其系初犯，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在犯罪中所起作用較輕，一審量刑過重。
原審被告人劉某甲上訴的請求和理由為：一審量刑過重。
原審被告人王某乙上訴的請求和理由為：其做“大總管”時間非常短，不到一個月，具體事情一直是劉某甲在做，其并未從事什么管理工作，一審法院量刑過重。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同上。
二審出庭檢察員認為，原判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量刑基本適當。建議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院查明
經(jīng)審理查明：原判認定上訴人朱某甲、楊某、朱某乙、王某甲、劉某甲、王某乙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事實，已被一審判決列舉的證據(jù)證實，所列證據(jù)業(yè)經(jīng)一審、二審當庭舉證、質證，合法有效，本院對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及相關證據(jù)予以確認。
關于上訴人朱某甲所提上訴理由，經(jīng)查，上訴人朱某甲的供述，同案犯楊某、王某甲、劉某甲等人的供述，證人王某丙、朱某丙的證言，傳銷人員結構圖等證據(jù)相互印證，證實上訴人朱某甲系傳銷團隊“老總”，其發(fā)展的下線有五十余人，在傳銷團隊中起組織領導作用。一審在對其量刑時已考慮其系初犯，歸案后如實供述、自愿認罪等情節(jié)，綜合量刑對其從輕處罰，判決并無不當。綜上，上訴人朱某甲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上訴人楊某所提上訴理由，經(jīng)查，上訴人楊某的供述，同案犯朱某甲、王某甲、劉某甲等人的供述，證人王某丁、劉某乙下的證言，傳銷人員結構圖等證據(jù)相互印證，證實上訴人楊某系傳銷團隊“老總”，在傳銷團隊中起組織領導作用。一審在對其量刑時已考慮其系初犯，在主犯中所起作用相對較小，歸案后如實供述、自愿認罪等情節(jié)，綜合量刑對其從輕處罰，判決并無不當。綜上，上訴人楊某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上訴人朱某乙所提上訴理由，經(jīng)查，上訴人朱某乙的供述，同案犯朱某甲、王某甲等人的供述，傳銷人員結構圖等證據(jù)相互印證，證實上訴人朱某乙加入傳銷團隊后，屬上訴人朱某甲直接下線，其線下人員約62人，并曾擔任“大總管”，負責對剛進傳銷組織的新人進行“洗腦”等管理事務，其在共同犯罪中的行為較為積極，是故意犯罪而非過失犯罪。一審在對其量刑時已考慮其系從犯、初犯，歸案后如實供述、自愿認罪等情節(jié)，綜合量刑對其從輕處罰，判決并無不當。綜上，上訴人朱某乙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上訴人王某甲、劉某甲所提上訴理由，經(jīng)查，一審在對其量刑時已考慮其系從犯、初犯，歸案后如實供述、自愿認罪等情節(jié)，綜合量刑對其從輕處罰，判決并無不當。綜上，上訴人王某甲、劉某甲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上訴人王某乙及其辯護人認為上訴人王某乙做“大總管”時間非常短，具體事情一直是劉某甲在做，并未從事具體管理工作，一審法院量刑過重的上訴理由，經(jīng)查，上訴人王某乙的供述，同案犯劉某甲、朱某甲、楊某的供述，傳銷人員結構圖等證據(jù)相互印證，證實上訴人王某乙于2014年3月接替上訴人劉某甲為“大總管”，其上線為上訴人劉某甲，其下線人員14人。上訴人王某乙雖為傳銷團隊中的“大總管”，但和同為傳銷團隊“大總管”的上訴人劉某甲相比，其擔任“大總管”的時間更短，所起作用較上訴人劉某甲更小，在量刑時應予以區(qū)別，原判對其量刑偏重。綜上，上訴人王某乙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本院予以采納。
本院認為
本院認為：上訴人朱某甲、楊某、朱某乙、王某甲、劉某甲、王某乙以政府引進民間閑散資金進行經(jīng)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股金的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的順序組成多個層級，直接或間接以發(fā)展人員的數(shù)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jù)，引誘參加者繼續(xù)發(fā)展他人參加，共計發(fā)展傳銷人員達60余人，騙取財物，擾亂經(jīng)濟社會秩序，其行為已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依法應予懲處。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共同犯罪中，上訴人朱某甲、楊某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上訴人朱某乙、王某甲、劉某甲、王某乙起次要作用，是從犯，依法應從輕處罰。上訴人楊某與其他主犯相比作用相對較小，在量刑時應區(qū)別對待，可酌情從輕處罰。上訴人朱某甲、楊某、朱某乙、王某甲、劉某甲、王某乙均系初犯，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并自愿認罪，可從輕處罰。原判認定上訴人朱某甲、楊某、朱某乙、王某甲、劉某甲、王某乙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審判程序合法，唯對上訴人王某乙量刑不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第五十二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guī)定，判決如下：
二審裁判結果
一、維持合肥市瑤海區(qū)人民法院（2014）瑤刑初字第00708號刑事判決的第一、二、三、四、五、七項，即：被告人朱某甲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十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被告人楊某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被告人朱某乙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王某甲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劉某甲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供被告人犯罪所用的手機、銀行卡以及扣押的現(xiàn)金4500元，予以沒收。
二、撤銷合肥市瑤海區(qū)人民法院（2014）瑤刑初字第00708號刑事判決的第六項，即：被告人王某乙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
三、上訴人王某乙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
（刑期從判決執(zhí)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zhí)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4月4日起至2015年10月3日止。罰金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繳納。）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人員
審判長張恒
審判員陸文波
代理審判員董雪美
裁判日期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書記員
書記員黃圣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