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21.1 第125輯）
【第1399號】趙某受賄案-新類型受賄形式及數(shù)額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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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1.如何計算以免費旅游、減免房租、借款利息等方式受賄時的犯罪數(shù)額？
2.如何認定以在合作投資時代為出資、“溢價”轉讓股份等方式受賄時的犯罪數(shù)額？
3.如何區(qū)分就業(yè)領薪和以特定關系人“掛名”領薪方式受賄？
4.以“合作”投標名義獲取“陪標費”，是勞務收入還是受賄？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以接受免費旅游、減免房租、免受借款利息等方式受賄的認定
在我國刑事立法及司法中，財物作為受賄犯罪犯罪對象的范圍呈現(xiàn)逐步擴張的過程。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明確指出賄賂即為財物。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1979年刑法）雖然未明確賄賂為財物，但司法實踐中仍秉持其為財物的意見，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guī)定》作為1979年刑法的補充，明確規(guī)定賄賂為財物，債務的免除、免費旅游等財產性利益則被排除在外。但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這種僅限于財物的規(guī)定，既嚴重影響對現(xiàn)實中日趨猖獗、形形色色的受賄行為的懲處，也與國際反腐敗公約、世界各國立法例相悖。鑒于此，2008年“兩高”《關于辦理商業(yè)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條明確指出：商業(yè)賄賂中的財物，既包括金錢和實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錢計算數(shù)額的財產性利益。2016年“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規(guī)定：賄賂犯罪中的“財物”包括貨幣、物品和財產性利益。財產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如房屋裝修、債務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如會員服務、旅游，賄賂犯罪數(shù)額以實際支付或者應當支付的數(shù)額計算。本案中，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問題：
1．關于張某某赴英國旅游花費的受賄數(shù)額的計算
法院認為，旅游作為一種商品服務，因服務檔次、行程安排、食宿條件等因素，價格懸殊，實踐中也很難予以評估，通常按照實際支付或者應當支付的數(shù)額認定。相關發(fā)票業(yè)已證明旅游費用為1.966萬英鎊，依據(jù)黃某2實際支付的20萬元而非旅游發(fā)票1．966萬英鎊折算的21.2369萬元，作為趙某此次受賄的數(shù)額，既符合司法慣例，也貫徹了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
2．關于接受黃某2豁免部分房租的受賄數(shù)額的計算
黃某2與趙某之間存在長期權錢交易，黃某2借幫助趙某某租房之機，共代為支付房租27萬元，而張某某僅通過吳新東間接向黃某2支付房租8.88萬元，余款不再支付，也就是說黃某2實際免除趙某家房租18．12萬元，趙某對此予以接受，故以此認定、計算趙某受賄的數(shù)額是正確的。
3．關于接受黃某2退還的借款利息的計算
趙某的妻子張某某因商業(yè)逐利而非生活需要向黃某2借用巨額資金，實際支付年利率不足9％的利息既符合情理，也符合借款協(xié)議的約定。黃某2基于趙某的職權地位及雙方之間長期的權錢交易關系，無論從最初提出免收利息還是之后退還利息，均為藉此向趙某輸送財產性利益，與直接給與趙某財物并無本質不同，僅是采取了手段更為隱秘、情感更易于被接受、實際效果通常更好的方式。趙某對上述情況完全知情，但并沒有安排張某某退還，本質上屬于接受他人免除債務的行為，對其以受賄論處適當。
（二）合作投資時代為出資，之后“溢價”轉讓股份等方式受賄的認定
1．關于代為出資問題
張某某系山河公司股東之一而非員工；在共同收購山河公司過程中，遠望公司主投并實際牽頭，三方約定在股權轉讓完畢、艾克佳藥品文號落戶后，另兩名投資者始按照股份比例向遠望公司繳納投資款，故收購風險實際多由遠望公司而非張某某、董弘宇承擔；張某某在實際出資兩年后，即將所持股份悉數(shù)轉讓給董弘宇，實際獲取了極為豐厚的利潤，且現(xiàn)無任何證據(jù)證明遠望公司在共同收購過程中，具有單獨給予張某某而非董弘宇股權激勵的必要；遠望公司對數(shù)年前收購張某某持有的安徽三立公司股權時延遲給付的部分款項均計算并支付了相應利息，故不存在王驥飛出于收購山河公司的商業(yè)風險以及對張某某沒有催要之前股份轉讓款的感激而給予張某某股權激勵。與趙某辯解相反的是，王驥飛、李戈、張某某均證明在共同收購山河公司股份時，遠望公司在第一期投資1200萬元內代張某某出2%股份資金即24萬元，是為了感謝和繼續(xù)取得趙某對遠望公司和相關項目的關照和幫助，趙某對此也作了相應供述。遠望公司在與張某某、董弘宇共同出資收購其他公司股份時，在第一期投資限額內為張某某代出部分資金，與張某某的自出資金共同對應15％股份，并非將其自有的2％股份作為“干股”無償轉讓給張某某，趙某對此知情，應視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受賄意見》）第三條規(guī)定的“以開辦公司等合作投資名義收受賄賂”的行為，受賄數(shù)額即為遠望公司代為出資的24萬元。
2．關于“溢價”轉讓問題
張某某作為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的股東、主要實際經(jīng)營者之一，雖然對兩公司的經(jīng)營作出相應貢獻，但也借此獲取了較為可觀的薪酬和分紅，后基于投資管理理念與其他股東意見日趨分歧等因素，謹慎決策后自愿退股，在雙方確定以公司凈資產取整為基數(shù)，對照相應股權比例計算轉讓價時，既沒有提出異議，也沒有提及公司品牌價值、行業(yè)前景等無形資產價值問題，且與之前遠望公司受讓其安徽三立公司85％的股份、邢麗麗10％的股份時確定轉讓價格的方法相同。王驥飛、李戈、張某某均證明轉讓合肥三立公司股份時，雙方在以公司凈資產為基數(shù)，確認轉讓價格為400萬元后，張某某提出鑒于趙某數(shù)年來給予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及遠望公司的幫助，轉讓價應不低于500萬元，王驥飛、李戈經(jīng)商議后同意，并向張某某說明“溢價”100萬元的緣由，趙某事后對此知情。綜上，遠望公司在受讓張某某在合肥三立公司的股權時，“溢價”100萬元并非基于公司品牌、市場前景等商業(yè)因素所作出的經(jīng)營決策，而是以此感謝并希望繼續(xù)得到趙某的幫助和支持。
（三）準確區(qū)分就業(yè)領薪和以特定關系人“掛名”領薪方式受賄
趙某在黃某2準備推薦趙某某到法國CVS公司兼職事宜征求其意見時，即對趙某某無須真正承擔翻譯任務、黃某2只是借此資助趙某某在北京購房具有明知。林卓爾原本不愿意聘用不符合條件的趙某某，但在黃某2明確告知他與趙某之間關系，務必設法錄用，所支出的費用他會予以補償后，聘用了趙某某，并為了防止趙某某沒有實際工作的真相被法國CVS公司總部發(fā)現(xiàn)，通過收轉電子郵件的方式，將他人的翻譯業(yè)務充作趙某某的業(yè)績。在兩年聘用期內，趙某某從未到法國CVS公司在中國的分公司工作，僅在北京與林卓爾見面寥寥，既沒有陪同法國CVS公司代表出席商務活動、完成口譯任務，也沒有按照協(xié)議約定開展相應的信息搜集、整理及翻譯工作，僅為應付法國CVS公司總部檢查，配合林卓爾完成郵件接收、轉發(fā)等毫無實際意義的工作，其所從事的少量輔助性工作也與獲取的高額薪酬嚴重失衡。而在此期間，黃某2另行出資為法國CVS公司聘請翻譯、接待法國CVS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及商業(yè)伙伴等，前后花費約130萬元。趙某某所獲取的薪酬表面看源自法國CVS公司，但究其實質源自黃某2，即黃某2通過林卓爾，假法國CVS公司“聘用”趙某某兼職，以較為隱蔽的方式，兌現(xiàn)其之前作出的資助趙某家在北京購房的承諾，與直接送與趙某財物并無本質區(qū)別。
（四）招標投標過程中以“陪標費”形式受賄的認定
從表面上看，張某某的獲利源自環(huán)宇公司，但究其實質源自劉政玖，即劉政玖為了感謝和繼續(xù)獲得趙某的幫助，將環(huán)宇公司本應支付自己的部分資金轉送給了張某某。因此，趙某及其辯護人辯稱劉政玖、王茂和沒有直接給付其夫婦財物，只是間接創(chuàng)造了某種獲利機會，所獲取的陪標費并非賄賂，而是勞務收入的意見，是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jù)的。
蘇義飛：人民法院案例庫收錄本案，請看《（2023年）趙某受賄案-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的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