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20.5 總第121輯）
［第1330號］盧某某、周某2尋釁滋事案-疫情防控期間，隨意毆打從事疫情防控工作人員的行為應如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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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問題
疫情防控期間，隨意毆打從事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務人員的行為應當如何認定？
二、裁判理由
本案中被告人盧某某、周某2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間， 隨意毆打從事疫 情防控工作的公務人員，關于其行為應當如何定性，有以下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 被告人盧某某、周某2的行為構成妨害公務罪。理由是： 根據(jù)刑 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之規(guī)定， 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zhí)行職 務的， 依法構成妨害公務罪。本案中， 鄉(xiāng)政府工作人員到轄區(qū)檢查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情況， 屬于從事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務人員， 二被告人的行為在客觀 上干擾了政府對疫情防控的管理活動， 侵犯了妨害公務罪的客體。因此， 二被告 人隨意毆打從事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務人員的行為，依法構成妨害公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 被告人盧某某、周某2的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理由是： 本案被 告人毆打防疫工作人員的動機是逞強耍橫， 顯示威風， 發(fā)泄情緒與防疫工作人員 從事疫情防控公務活動并無直接關聯(lián)， 且毆打行為具有一定偶然性和隨機性， 直 接侵犯了社會公共秩序。因此， 二被告人的行為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款 “隨意毆打他人”型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
我們同意第二種意見， 被告人盧某某、周某2的行為雖然客觀上干擾了政府對疫情 防控的管理活動，但從主客觀方面分析，其行為更符合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 依法應以尋釁滋事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具體理由如下:
(一)從犯罪主觀方面來看，二被告人具有尋釁滋事的動機與目的
1979 年刑法規(guī)定了流氓罪， 1997 年修訂刑法時，將流氓罪分解為強制猥褻、侮 辱婦女罪， 聚眾斗毆罪， 聚眾淫亂罪和尋釁滋事罪等罪。從立法的沿革來看， 尋 釁滋事的主觀方面具有“流氓動機， 即漠視社會秩序挑釁倫理道德。隨意毆打的 行為人抱著公然藐視社會法規(guī)和公德的心態(tài)， 出于逞強斗狠、耍威爭霸、發(fā)泄不滿或開心取樂、尋求刺激等不健康動機而實施犯罪，獲取某種精神上的滿足。
本案中， 被害人系防疫工作人員， 但并無證據(jù)證實二被告人的犯罪動機是故意破 壞防疫管理活動、干擾國家疫情防控工作秩序， 而是僅因被告人駕駛的車輛停在 道路中間無法通行， 被害人鳴笛提示其讓開道路， 二被告人就立刻產(chǎn)生不滿情緒 進而大打出手， 明顯具有逞強耍橫、 顯示威風滿足炫耀武力的心理等“尋釁滋事” 特征。
(二)從犯罪起因來看，二被告人行為具有一定隨意性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 若干問題的解釋》規(guī)定了兩種形式的尋釁滋事。第一種是“無事生非型”尋釁滋 事， 即行為人為尋求刺激、發(fā)泄情緒、強耍橫等， 無事生非， 實施刑法相關行為 的情況； 第二種是“借故生非型”尋釁滋事， 即行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發(fā)矛盾 糾紛， 借故生非， 實施刑法相關行為的情況， 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發(fā)或者被 害人對矛盾激化負有主要責任的除外。前者是沒有起因、無緣無故地毆打他人； 后者是借題發(fā)揮、小題大做地毆打他人。無論是無故還是借故， 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實施毆打行為的隨意性。在實踐中， 行為人隨意毆打他人的行為， 大多有 其所自認為的“理由”，但這種理由多為行為人為毆打他人所尋找的借口，或者 是社會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 其內容荒唐、邏輯混亂， 并不為一般社會公眾所 承認即一般道德觀念中的“強盜邏輯”，這也就是本罪之所謂的“尋釁”。因而在 司法實務中應當結合本罪保護的法益， 從社會大眾的角度認定其行為有無理由或 有無正當理由， 即當一般人站在行為人的立場， 也不能理解、接受行為人的毆打 行為時，該行為可以認定為“隨意”。對于行為人辯解的不符合常理、常識、常 情的“借口”和“理由”，不能認定“事出有因”。
本案中， 被告人毆打防疫工作人員并非對疫情防控管理活動本身不滿， 在起因上 亦與防疫工作人員的疫情防控公務活動無直接關聯(lián)。被告人僅僅因為被害人鳴笛 要求其挪車讓路而實施毆打顯然屬于因瑣碎糾紛“借題發(fā)揮”的情形， 具有典型 的“隨意性”。
(三)從犯罪對象來看，二被告人對毆打對象的選擇具有隨機性
同其他侵害人身權利的犯罪相比， “隨意”是“隨意毆打他人”型尋釁滋事罪的 核心要素， 其犯罪對象大多是不特定的。一是行為對象并不是行為人事前預謀好 的， 一般為臨時起意； 二是行為對象一般是隨機選擇的， 如果換為其他人也可能 成為被害人。
本案中，雖然被告人毆打的對象是防疫工作人員， 但二被告人與被害人素不相識， 被害人也從未向二被告人亮明其系從事疫情防控工作人員的身份， 說明毆打的行 為對象并不是二被告人在毆打前預謀好的。換言之， 即便被害人不具有公務人員 的身份， 在鳴笛提示被告人讓開道路時， 也可能引發(fā)被告人不滿而被毆打， 說明 被告人在犯罪對象的選擇上具有偶然性和隨機性。
(四)從犯罪結果來看，二被告人的行為直接擾亂了公共秩序
本案中， 二被告人隨意毆打鄉(xiāng)政府防疫工作人員， 導致二人輕微傷， 防疫工作人 員因需要休養(yǎng)而暫時不能參加疫情防控工作， 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shù)卣?nbsp;防疫工作的整體安排和相應進度， 但上述結果與二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之間僅具有 間接的因果關系， 被告人并未預見、也并不追求上述結果的發(fā)生。相反， 二被告 人在公共場所隨意毆打他人， 直接影響了周圍不特定群眾的安全感， 直接侵害了 正常的社會管理秩序和公共秩序， 二被告人的行為與破壞社會公共秩序之間具有 直接的因果關系，完全符合尋釁滋事的犯罪構成要件。
綜上， 根據(jù)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定罪原則， 綜合分析本案的案件起因、犯罪動機、犯 罪對象、犯罪結果等事實、情節(jié)， 可以認定二被告人主觀上具有“隨意毆打他人” 的犯意， 客觀上實施了毆打他人的行為， 并造成二人輕微傷的結果， 破壞了社會 公共秩序， 情節(jié)惡劣， 二人行為依法構成尋釁滋事罪。據(jù)此， 法院對二被告人以 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是正確的。
(撰稿： 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常鶴， 黑龍江省樺南縣人民法院趙冬冬， 天津市
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張文波；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韓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