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13年第4輯，總第93輯）
【第884號】周某1等受賄案―非特定關系人憑借國家工作人員的關系“掛名”取酬并將財物分與國家工作人員的是否構成共同受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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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非特定關系人憑借國家工作人員的關系“掛名”取酬并將財物分與國家工作人員的，是否構成共同受賄？
三、裁判理由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對被告人周某1、虞平某的行為定性存在三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周某1通過授意，使虞平某在沒有實際出資，也未參與經營、管理的情況下，以合作承接工程的名義獲取利潤，且虞平某在收取 50 萬元利潤款后將其中的 5 萬元交給周某1的妻子，周某1知道后予以默認，因而可以認定周某1、虞平某主觀上具有收受賄賂的共同故意，二被告人均構成共同受賄罪。第二種意見認為，周某1、虞平某主觀上并無通過以參與工程為名向建新公司索取 50 萬元的共同故意，而朱登某主觀上并沒有向周某1、虞平某行賄的故意，故指控被告人構成共同受賄的證據不足。但虞平某出于感謝周某1的幫忙而送給周某1的妻子 5 萬元，應當認定周某1受賄。第三種意見認為， 周某1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朱登某謀取利益，授意朱登某以與虞平某合作承接工程的方式，讓虞平某獲取利潤，應當以受賄論處。虞平某作為周某1的特定關系人，對此是明知的，系與周某1有通謀，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
我們贊成第一種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一） 周某1、虞平某的行為不屬于“由特定關系人收受賄賂”的情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 2007 年 7 月 8 日聯合印發(fā)的《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規(guī)定，特定關系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被告人虞平某是周某1妻子的舅舅，不屬于近親屬，因此，認定虞平某是否屬于周某1的特定關系人，要看虞平某是否與周某1有共同利益關系。綜合案情看， 在虞平某找周某1幫忙承接工程之前，虞平某與周某1家以及周某1岳父母家之間沒有任何人情往來，可以基本斷定二人之間無共同財產關系，也無其他經濟利益關系，故二被告人之間不具有共同利益關系，虞平某不屬于周某1的特定關系人。
（二）周某1、虞平某的行為符合共同受賄的特征
從現有證據分析，周某1在幫忙虞平某承接工程之初沒有通過虞平某收取朱登某錢財而與虞平某共同占有的主觀預謀，其幫助虞平某主要是念及其和虞平某的親戚關系，而不是從中謀取其個人利益。不過，虞串安后來給了周某1 5 萬元，客觀上造成了共同占有請托人所送財物的事實。這種情形下，周某1、虞平某的行為是否構成共同受賄，要借助對《意見》第七條的準確理解。
《意見》第七條規(guī)定了三種受賄情形，其中第三種情形是指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根據該規(guī)定，結合上述事實，判斷周某1和虞平某是否構成共同受賄，必須明確以下兩點：第一，二被告人是否具有通謀；第二，二被告人是否共同占有請托人所送的財物。
關于第一點，如果虞平某與建新公司朱登某的合作是正常合作，即雙方都參與投資、管理，且經營利潤按照投資比例分配，即使周某1為虞平某參與合作打過招呼，朱登某是基于周某1的職權和地位影響才讓虞平某參與合作，也不應將虞平某基于周某1的行為獲取的所得認定為受賄。然而，本案中，虞平某與朱登某的合作顯然是非正常的。朱登某首先提出如讓虞平某參與合作，工程利潤就會遭受損失，周某1當即明確表示其會向大昌公司提出讓大昌公司減少管理費，盡可能保證工程利潤。在此情況下，朱登某遂答應了周某1的要求。再者，由建新公司出面承接工程，虞平某不參與實際投資、管理，僅分取利潤， 也是周某1提出的，只是具體利潤分多少是由虞平某和朱登某兩人商談的?？梢姡苣?、虞平某、朱登某三人均明知本案的這種合作模式是基于周某1系臨城新區(qū)公司綜合開發(fā)處處長這一職務的影響，三人均對權錢交易主觀上明知， 二被告人事前具有通謀這一點也是明確指導案例收取朱登某錢財而與虞平某共同占有的主觀預謀，其幫助虞平某主要是念及其和虞平某的親戚關系，而不是從中謀取其個人利益。不過，虞串安后來給了周某1 5 萬元，客觀上造成了共同占有請托人所送財物的事實。這種情形下，周某1、虞平某的行為是否構成共同受賄，要借助對《意見》第七條的準確理解。
《意見》第七條規(guī)定了三種受賄情形，其中第三種情形是指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根據該規(guī)定，結合上述事實，判斷周某1和虞平某是否構成共同受賄，必須明確以下兩點：第一，二被告人是否具有通謀；第二，二被告人是否共同占有請托人所送的財物。
關于第一點，如果虞平某與建新公司朱登某的合作是正常合作，即雙方都參與投資、管理，且經營利潤按照投資比例分配，即使周某1為虞平某參與合作打過招呼，朱登某是基于周某1的職權和地位影響才讓虞平某參與合作，也不應將虞平某基于周某1的行為獲取的所得認定為受賄。然而，本案中，虞平某與朱登某的合作顯然是非正常的。朱登某首先提出如讓虞平某參與合作，工程利潤就會遭受損失，周某1當即啁確表示其會向大昌公司提出讓大昌公司減少管理費，盡可能保證工程利潤。在此情況下，朱登某遂答應了周某1的要求。再者，由建新公司出面承接工程，虞平某不參與實際投資、管理，僅分取利潤， 也是周某1提出的，只是具體利潤分多少是由虞平某和朱登某兩人商談的?？梢?，周某1、虞平某、朱登某三人均明知本案的這種合作模式是基于周某1系臨城新區(qū)公司綜合開發(fā)處處長這一職務的影響，三人均對權錢交易主觀上明知， 二被告人事前具有通謀這一點也是明確的。
關于第二點，雖然表面上看周某1本人沒有直接獲得財物，但朱登某送給虞平某“利潤”完全是基于周某1的授意，而虞平某之所以獲利，完全是源于周某1與朱登某之間的權錢交易和周某1對交易對象的處分。虞平某在未實際參與投資、管理的情況下分取利潤是周某1提出的，雖然其對虞平某具體分取多少利潤未必明知，但周某1向朱登某提出虞平某分配利潤時，并未提出數額限制，即不管虞平某具體分多少，都不違背周某1的意志。事后，虞平某在收取 50 萬元利潤款后將其中的 5 萬元交給周某1的妻子；周某1在獲知后，既未對虞平某的分配數額提出限制，也未向虞平某要求將分配利潤返還朱登某。因此，周某1應當對虞平某收受的 50 萬元承擔刑事責任。虞平某將 5 萬元交給周某1的妻子，只是贓物處理的一個具體環(huán)節(jié)。換言之，即便周某1不收取虞平某的 5 萬元，周某1利用職務便利為朱登某謀取利益，朱登某則將利潤交給由周某1指定的虞平某，也完全符合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最高人民法院 2003 年印發(fā)的《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指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當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綜上，周某1利用職務便利為朱登某謀取利益，而由周某1指定虞平某在既不出資，也不參與管理經營的情況下，收取 50 萬元，事后其又收取虞平某給的 5 萬元，其行為構成受賄罪，虞平某成立受賄罪的共犯，共同受賄數額應當認定為 50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