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10年第5輯，總第76輯）
[第645號]曹某1合同詐騙案-偽造購銷合同，通過與金融機構簽訂承兌合同，將獲取的銀行資金用于償還其他個人債務，后因合同到期無力償還銀行債務而逃匿，致使反擔保人遭受巨額財產損失的行為，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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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偽造購銷合同，通過與金融機構簽訂承兌合同獲取銀行資金用于償還其他個人債務，因合同到期無力償還銀行債務而逃匿，致使反擔保人遭受巨額財產損失的行為，如何定性?
三、裁判理由
在審理過程中，對被告人曹某1的行為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曹某1的行為屬于民事欺詐行為，不構成犯罪。具體理由是：曹某1經營一家裝修公司，公司往來賬目數(shù)額都不小，不同于一般的無業(yè)人員。曹某1因缺乏資金經營，采取偽造購銷合同、虛構事實的手段套取永寧信用社資金，但從其套取資金的用途看，確有部分用于經營活動。另從結果看， 永寧農信社沒有造成損失，所以曹某1的行為雖有欺詐的性質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曹某1與永寧農信社簽訂的銀行承兌匯票承兌合同的主合同是真實的，即使合同屬于可撤銷合同，但該案性質仍屬于欺詐性的民事合同糾紛，即使曹某1還不上錢款也不應按犯罪來處理。
第二種意見認為，曹某1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但不構成票據(jù)詐騙罪，也不構成騙取票據(jù)承兌罪。該意見為一、二審判決所采納。我們贊同這一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一）曹某1的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的特征，構成合同詐騙罪
1. 反擔保人能夠成為主合同債務人的相對方，能夠成為主合同債務人詐騙的對象。根據(jù)民法原理，本案中共存在五個比較復雜的合同關系：第一個是曹某1為得到永寧農信社承兌匯票偽造的宗正公司與吉煌公司虛假的購銷合同，這是一個為了起到證明作用的欺詐性手段合同（其余主合同、擔保及反擔保合同均屬目的合同）；第二個是曹某1與永寧農信社簽訂的 500萬元銀行承兌匯票承兌合同，這是一個在對方陷入錯誤認識后與其簽訂的一個真實的主合同；第三個是曹某1與永寧農信社雖無書面形式，但按合同法規(guī)定的其他形式實際形成的具有定金擔保性質的存人永寧農信社指定保證金專戶 300 萬元的保證金從合同；第四個是擔保人西北亞公司在陷入錯誤認識后，為保證債務人曹某1向債權人永寧農信社履行剩余 200 萬元債務， 與主合州雙方簽訂的負連帶責任的擔保從合同；第五個合同是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在繼續(xù)陷人錯誤認識后，為保證擔保人兩北亞公司在曹某1不承擔對債權人的債務而由西北亞公司承擔對債權人擔保的債務后享有的對債務人曹某1 200 萬元追償權得以實現(xiàn)，與擔保人兩北亞公司和債務人曹某1雙方簽訂的連帶責任反擔保合同，這是一個從合同的從合同：隨著市場機制的不斷發(fā)展和完善，金融機構發(fā)生借貸業(yè)務往往要求客戶提供擔保與反擔保，以保證金融資金的安全，反擔保是確保擔保人對債務人追償權的實現(xiàn)而設置的新的擔保，是對擔保的擔保， 是從屬于擔保的擔保?！稉７ā返谒臈l規(guī)定：“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時，可以要求債務人提供反擔保。反擔保適用本法擔保的規(guī)定?！钡谌粭l規(guī)定：“保證人承擔責仟后，有權向債務人追償?！睙o論是對于擔保合同還是對于反擔保合同，擔保既是為了保證債權人能夠對債務人享有的債權得到履行，也是為了保證債務人能夠向債權人履行債務，因此，擔保合同的對象應該是主合同的雙方而不是單方，與債權人簽訂擔保合同不影響與債務人存在擔保合同的效力；而在擔保人代替主合同債務人承擔擔保責任使主合同權利義務消滅后，依法因主合同的債權人債權的讓渡而享有的追償權時，擔保人才與主合同債權人脫離關系，而主合同的債務人才能成為唯一相對方。反擔保亦同。既然反擔保人始終能夠成為主合同債務人的相對方，就能夠成為主合同債務人詐騙的對象。
2. 曹某1具有間接、變相地非法占有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擔保財產的目的。根據(jù)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guī)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 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北景副桓嫒瞬苣?在沒有償還能力的情況下，采取偽造、虛構購銷合同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與永寧縣農信社簽訂 500 萬元承兌匯票承兌合同，對于承兌匯票承兌合同中的 200 萬元承兌后因其無力如約償還債務， 導致一連串多米諾骨牌效應式連鎖反應，先由西北亞公司承擔擔保從合同義務，后由恒通恒基公司承擔反擔保從合同的從合同義務，最終使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為其承擔了 200 萬元損失而得不到追償。不能將主合同和從合同割裂開來看合同的相對方而排除曹某1最終成為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債務人的相對性，通過等量代換，最終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代其通過擔保人向債權人履行義務后，取代了主債權人的權利而成為曹某1簽訂整個主、從合同的唯一相對方。曹某1在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為其承擔 200 萬元承兌匯票債務而無法償還的情況下，逃之天天，表面上看似乎占有的是永寧農信社承兌匯票的承兌款，并非恒通恒基公司的擔?？?，實質上卻是間接、變相地實現(xiàn)了其非法占有恒通恒基公司 200 萬元財物的目的，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四項或者第五項的規(guī)定，與直接非法占有主合同相對方財物的性質是一致的。
3. 曹某1具有概括的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犯罪故意和不確定的犯罪對象，不影響對其合同詐騙罪的定性。值得注意的是， 曹某1在詐騙的對象和故意的內容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其合同詐騙的對象和犯罪故意屬于概括性的對象和犯罪故意。曹某1詐騙的對象和犯罪故意的內容并非是具體明確的，而是相對確定又具體移動可變的，既可能是永寧農信社，也可能是西北亞公司，還可能是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這是由于主從合同連帶責任的不確定性所決定的。但是相對確定，并非絕對不確定，其犯罪對象和犯罪故意的內容最終的確定要看誰最終蒙受了損失。誰蒙受了損失，誰就成為其非法占有的受害方。曹某1通過一系列擔保合同最終使恒通恒基公司蒙受了損失，所以曹某1的犯罪對象就最終確定為恒通恒基公司。根據(jù)法定符合說原理，曹某1詐騙對象和犯罪故意內容的相對不確定性并沒有超過其詐騙合同相對方財物所可能指向的對象與故意內容的范圍， 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特征，應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
（二）曹某1的行為不符合票據(jù)詐騙罪的構成特征
根據(jù)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的規(guī)定，票據(jù)詐騙罪的行為人必須有使用虛假票據(jù)進行詐騙的行為，該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金融票據(jù)的管理制度與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如前所述，曹某1雖然采用了偽造購銷合同的虛假手段從永寧農信社取得承兌匯票，其中 470 萬元銀行承兌匯票后來發(fā)生了背書欄內吉煌公司財務專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均系偽造的事實，但永寧縣農信社開出的承兌匯票是真實的，并非虛假匯票，曹某1并沒有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所列情形中有關使用偽造、變造、作廢、冒用他人匯票進行詐騙活動的手段和事實。同時，涉案的擔保與反擔保合同也是真實、合法的，曹某1沒有持似匯票騙取任何人的財產。因此，在客觀方面曹某1沒有利用虛假票據(jù)騙取永寧農信社錢款的犯罪對象、手段和事實，曹某1的行為不符合票據(jù)詐騙罪的特征，不構成票據(jù)詐騙罪。
（三）曹某1不構成騙取票據(jù)承兌罪
騙取票據(jù)承兌罪的客體僅限于金融秩序和安全，屬于單一客體，與詐騙類犯罪侵犯的復雜客體不同。而且，該罪的對象只能是金融機構，并要具有給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的結果。 曹某1的行為并未給永寧農信社造成損失，所以不符合該罪的構成特征。
綜上，一、二審法院認定被告人曹某1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的意見是正確的。
（撰稿：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高級人民法院 劉魯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羅國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