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04年第4輯，總第39輯）
【第308號】宋某明合同詐騙案-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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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如何界定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范圍?
三、裁判理由
合同詐騙罪是從一般詐騙罪中分離出來的一個獨立罪名。根據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的法律適用原則和刑法第266條關于“本法另有規(guī)定的，依照規(guī)定”的規(guī)定，對于構成合同詐騙罪的，不應以一般詐騙罪論處。準確界定刑法第224條中“合同”的范圍，是合同詐騙罪司法認定中的一個先決問題，對于區(qū)分合同詐騙與一般詐騙兩者界限也具有決定性意義。對于這里的“合同”，我們認為，應結合合同詐騙罪的侵犯客體并結合立法目的，來進行具體理解和把握。
第一，關于合同類型。合同詐騙罪規(guī)定于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第八節(jié)“擾亂市場秩序罪”中，不僅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而且侵犯國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因而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以維護正常市場秩序為宗旨的現行合同法基本涵蓋了絕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對各種民商事合同行為進行了規(guī)范和調整，其對于各種民商事合同的規(guī)定應作為刑事法中認定合同成立、生效履行等相關概念的參考，對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不應再以典型的“經濟合同”為限，同時，不能認為凡是行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規(guī)定的合同進行詐騙的，均將構成合同詐騙罪，與市場秩序無關以及主要不受市場調整的各種“合同”、“協議”，如不具有交易性質的贈與合同，以及婚姻、監(jiān)護、收養(yǎng)、扶養(yǎng)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主要受勞動法、行政法調整的勞務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況下不應視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
第二，關于合同形式。與原《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的嚴格限定不同，在合同法中，除法律、法規(guī)有明確規(guī)定之外，合同的訂立既可以采用書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陬^合同與書面合同均為合法有效合同，同樣受到法律的保護。在界定合同詐騙罪的合同范圍時，不應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證據證明確實存在合同關系的情況下，即便是口頭合同，只要發(fā)生在生產經營領域，侵犯了市場秩序的，同樣應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當然，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口頭合同進行詐騙的，因不具有合同詐騙的雙重侵犯客體，則不能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
在本案中，首先，從事包裝服務業(yè)務的被告人宋某明與被害單位康恩貝公司口頭協議的事項為有償代辦托運，屬于市場交易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中合同性質的要求。其次，本案所涉口頭合同具有確定的權利、義務內容，具備了特定標的、履行方式、勞務費等合同基本要件，且合同已經部分實際履行，結合此前雙方已有的代辦托運合作關系，足以證明該口頭合同的真實存在。所以，將本案口頭合同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