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37輯(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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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4號]王某元包庇案
——為幫助犯罪的人獲得從輕處罰故意作假證明的認定
二、主要問題
為幫助犯罪的人獲得從寬處罰，故意向司法機關提供虛假證明的行為，是否構成包庇罪?
三 、裁判理由
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包庇罪，關鍵在于準確把握“作假證明 包庇”的含義。
(一)作假證明包庇，既包含幫助犯罪分子開脫罪責，也包含 幫助犯罪分子減輕罪責
根據(jù)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一般意義上的包庇，是指袒護或掩護(壞人、 壞事)。在刑法語境下，包庇在法條中表述為“作假證明包庇”,是指明 知是犯罪之人，而作虛假證明幫助其掩飾的行為。
一種意見認為，包庇 行為僅指幫助犯罪分子掩蓋犯罪事實或嫌疑人身份，使其不被司法機關發(fā)現(xiàn)，從而不被刑事追訴，即幫助犯罪分子完全開脫罪責。
另一種意見認為，包庇是指幫助犯罪分子逃避應有的法律追究或刑事制裁，既包括 幫助犯罪分子開脫罪責，也包括幫助犯罪分子獲得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即減輕罪責。
我們認為，后一種理解意見更為妥當。
首先，作假證明幫助犯罪分子減輕罪責構成包庇罪，是刑法罪責刑 相適應原則的內在要求。刑法第五條規(guī)定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即“刑 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罪責刑 相適應原則的要求，就是犯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 也應判處其相應輕重的刑罰，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罰 當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輕和刑事責任大小時，不僅要看犯罪的客觀社會 危害性，而且要結合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把握罪行和 行為人各方面因素綜合體現(xiàn)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從而確定其刑事責任， 適用相應輕重的刑罰。所以，刑法不僅在總則中確立了由不同刑種構成 的刑罰體系，并根據(jù)各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和人身危險性的大小， 規(guī)定了法定從輕、從重處罰情節(jié)及其處罰原則，而且在刑法分則中為各 種具體犯罪規(guī)定了不同幅度的法定刑，以便司法機關根據(jù)犯罪的性質、 罪行的輕重、犯罪人主觀惡性的大小，依法判處適當?shù)男塘P。作假證明 包庇，可以是掩蓋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實，也可以是掩蓋犯罪分子的行蹤； 可以是掩蓋全部犯罪事實，也可以是掩蓋部分犯罪事實；可以是掩蓋定 罪事實，也可以是掩蓋量刑事實。在作假證明幫助犯罪分子減輕罪責的 情形下，故意向司法機關提供用以證明犯罪分子具有法定從輕、減輕、 免除處罰情節(jié)或者不具有法定從重處罰情節(jié)等虛假證明，可能會誤導司 法機關作出較輕的刑罰，從而使犯罪分子逃脫應當承擔的較重刑罰。這 種意圖通過非法手段獲得從輕量刑的行為，顯然有悖于罪責刑相適應原 則，也不符合人民群眾樸素的正義觀。
其次，作假證明幫助犯罪分子減輕罪責，妨害了國家追究犯罪和司 法秩序。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刑法分則將嚴重侵犯法益的行為規(guī)定 為犯罪，并將其具體化、類型化為犯罪構成要件。因此，在解釋犯罪構 成要件時，就必須以保護法益為指導，對犯罪構成要件作實質的解釋， 從而實現(xiàn)刑法的目的。包庇罪是一種傳統(tǒng)犯罪，規(guī)定在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二節(jié)的妨害司法罪中，其侵害的法益，是司法機關對罪犯的刑事追訴 和刑罰執(zhí)行活動。刑事追訴的具體內容，是依法查明犯罪事實是否已經(jīng)發(fā)生，誰實施了犯罪以及有關有罪、無罪、罪輕、罪重的各種情節(jié)，并 正確適用刑法加以懲罰，也就是如何追訴犯罪，解決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刑事責任問題。作假證明幫助犯罪分子開脫罪責，意圖使其犯罪事 實不被發(fā)現(xiàn)或者不被確定為嫌疑人，如作假證明表示犯罪分子不在犯罪 現(xiàn)場等，不僅干擾案件偵辦方向，不利于司法機關及時發(fā)現(xiàn)和追訴犯罪， 而且有可能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追究，甚至繼續(xù)犯罪。將此類行為規(guī) 定為包庇罪，符合法益保護原則。同樣，明知是犯罪的人，為幫助其減 輕罪責，故意提供虛假的從寬情節(jié)證明，給司法機關查明案情設置障礙， 會加大司法機關準確打擊犯罪的難度，有可能使犯罪分子逃避較重的刑 事處罰。如果包庇行為得逞，法院被誤導作出的從寬判決則屬于錯誤裁 判，還要啟動審判監(jiān)督程序進行糾正，既嚴重干擾和妨害了司法機關的 正常活動，也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亦應依法予以嚴懲。
最后，司法解釋也堅持了這一立場。本案判決生效后，針對司法實 踐爭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21年8月9日聯(lián)合發(fā)布《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窩藏、包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 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首次明確了作假證明幫助犯罪分 子獲得從寬處罰構成包庇罪。《解釋》第二條規(guī)定：“明知是犯罪的人， 為幫助其逃避刑事追究，或者幫助其獲得從寬處罰，實施下列行為之一 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以包庇罪定罪處罰： (一)故意頂替犯罪的人欺騙司法機關的；(二)故意向司法機關作虛假 陳述或者提供虛假證明，以證明犯罪的人沒有實施犯罪行為，或者犯罪 的人所實施行為不構成犯罪的；(三)故意向司法機關提供虛假證明，以 證明犯罪的人具有法定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情節(jié)的；(四)其他作假證 明包庇的行為?！逼渲?，第一項、第二項是作假證明幫助犯罪人開脫罪責 的情形，第三項屬于作假證明幫助犯罪人減輕罪責的情形，第四項為兜 底條款。在《解釋》出臺前，有觀點認為，包庇與窩藏應當具有相當?shù)?nbsp;社會危害性，窩藏的后果是可能造成犯罪的人無法被追究，而包庇只有 造成司法機關不能正常進行刑事訴訟的危險，才能與窩藏行為具有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因此，包庇罪中作假證明的目的也應是幫助犯罪分子逃 避刑事處罰，提供從寬處罰的虛假證明顯然無法造成這一風險，不宜擴 大刑事追訴范圍。如果作假證明的目的是讓犯罪的人得以從輕、減輕、 免除處罰，如假立功、假自首，則應當以偽證罪定罪處罰。對此，《解 釋》的理由為：一方面，不能簡單地將窩藏與包庇兩種行為可能造成的 危害性進行比較，二者沒有可比性。窩藏不可能使犯罪的人受到從寬處 罰，而只能使其逃避處罰，這是由窩藏行為的特質決定的。實踐中不存 在犯罪的人由于被窩藏而受到從寬處罰的情況。另一方面，根據(jù)刑法第 三百零五條的規(guī)定，偽證行為要以意圖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為目的， 上述行為既不是意圖陷害他人，也不是隱匿罪證，而是提供虛假證明， 因此不能以偽證罪論處。這也是偽證罪與包庇罪的主要區(qū)別。
綜上，雖然作假證明包庇的最常見表現(xiàn)形式是幫助犯罪分子開脫罪 責，但是作假證明幫助犯罪分子減輕罪責，同樣侵害了包庇罪所保護的 法益即司法機關的正常刑事追訴活動，屬于包庇罪的應有之義。如果不 將其納入包庇罪的打擊范圍，不利于刑法中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實現(xiàn)。
(二)本案被告人作假證明幫助犯罪人減少詐騙數(shù)額構成包 庇罪
《解釋》第二條第三項規(guī)定的法定從寬處罰情節(jié)，主要是指刑法總則 和分則規(guī)定的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情節(jié)，如自首、立功、坦白等，以 及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認罪認罰從寬情節(jié)。本案被告人意圖包庇的犯罪是 詐騙犯罪，其提供的虛假證明系證明陳某詐騙數(shù)額少于指控金額7.1萬 余元的“情況說明”,并非法定的從寬處罰情節(jié)。那么,其行為是否構成 包庇罪，或者說，是否屬于《解釋》第二條第四項兜底條款規(guī)定的“其 他作假證明包庇的行為”?對此，同樣應結合包庇罪的保護法益作實質解 釋。具體而言，要判斷被告人提供的虛假證明如果被法院采信，能否幫 助陳某獲得量刑從寬處罰。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guī)定：“詐騙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 嚴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shù)額特別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 罰金或者沒收財產(chǎn)。本法另有規(guī)定的，依照規(guī)定?！笨梢?，詐騙罪是數(shù)額 犯。在數(shù)額犯中，犯罪數(shù)額既是定罪情節(jié)，也是重要的量刑情節(jié)，決定 著法定刑幅度的選擇以及刑罰輕重的調整。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 條的規(guī)定，詐騙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特別巨大”的 標準分別為3000元至1萬元以上、3萬元至10萬元以上和50萬元以上。 江蘇省結合本地區(qū)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狀況，執(zhí)行的詐騙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 “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特別巨大”的具體標準分別為6000元、6萬元和50 萬元。本案所涉陳某涉嫌詐騙他人財物18萬余元，屬于數(shù)額巨大，其法 定刑幅度應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根據(jù)《江蘇省高 級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實施細則》的規(guī)定，詐騙 數(shù)額達6萬元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數(shù)額每 增加6000元，增加一個月刑期確定基準刑。若以三年作為量刑起點，超 過6萬元的部分即12萬余元作為調節(jié)基準刑的依據(jù)，陳某的量刑基準刑 則為56個月。假如法院采信了被告人提供的假“情況說明”,認定陳某 的犯罪數(shù)額為11萬余元，雖然其對應的法定刑幅度仍然為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不涉及升格處罰，但是依照上述同樣的量刑規(guī) 則，其量刑基準刑則減少了12個月。因此，本案被告人向法院提供的假 “情況說明”,盡管不屬于證明犯罪人具有法定從寬處罰情節(jié)的假證明， 但是其故意以此混淆視聽，可能誤導法院作出錯誤判斷，從而讓陳某獲 得較大的從寬處罰幅度并逃避應有的較重刑事責任，其行為危害性與《解釋》第二條第四項規(guī)定的“其他作假證明包庇的行為”具有同質性， 符合包庇罪的構成要件。如果被告人提供的虛假“情況說明”影響陳某 的法定刑降格，其危害性則更為嚴重。
綜上，人民法院綜合考慮被告人提供虛假證明的行為被法院及時發(fā)現(xiàn)，假“情況說明”亦未被法院采納，沒有造成法院對陳某錯誤裁判的 實際后果，犯罪情節(jié)較輕，最終判決被告人構成包庇罪，免予刑事處罰， 是正確的。
(撰稿：江蘇省昆山市人民法院王東黎蔚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鹿素勛)
蘇義飛：人民法院案例庫收錄本案，請看《（2023年）王某元包庇案-為幫助犯罪的人獲得從輕處罰故意作假證明的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