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19年1月總第113輯）
［第1248號］黃某1等尋釁滋事案-使用輕微暴力幫他人搶回賭資的行為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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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問題
對使用輕微暴力手段幫他人搶回賭資的行為人，應當如何定罪處罰?
二、裁判理由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被告人黃某1等人以輕微暴力手段為他人搶回賭資的行為定性，存在以下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構成搶劫罪。理由是∶（1）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guī)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刑法沒有對暴力程度作出限定，只要該行為足以使被害人不敢反抗從而交出財物即可認定為搶劫罪。本案中，被告人黃某1等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客觀上實施了拳打腳踢等暴力方法，當場劫取他人財物，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2）本案被告人是為其他人搶回賭資，并非搶回自己所輸賭資，不適用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6月8日發(fā)布的《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七條中“行為人僅以其所輸賭資或所贏賭債為搶劫對象，一般不以搶劫罪定罪處罰”的排除性規(guī)定。
第二種意見認為，構成尋釁滋事罪。理由是∶（1）從主觀方面來看，黃某1等人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而是想教訓、嚇唬被害人和幫他人追回賭資，應與搶劫罪中的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有所區(qū)別。（2）從暴力程度來看，黃某1等人在公共場所通過拳打腳踢的方式，使被害人忍氣吞聲，從而公然拿走被害人的少量財物，其強度比搶劫中的暴力威脅程度明顯要弱，主要侵犯的是社會公共秩序，其行為更符合尋釁滋事罪中的“強拿硬要"的特征。（3）根據(j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權衡黃某1等人的主觀惡性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認定為強拿硬要型尋釁滋事罪，有助于罰當其罪，處理更為恰當。
我們同意第二種意見。搶劫罪與尋釁滋事罪中的強拿硬要行為有諸多相似之處，兩者均使用了一定的暴力或者脅迫手段，體現(xiàn)出強行獲取他人財物的特征，均可能侵犯到他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chǎn)權利。二者之間的區(qū)別主要體現(xiàn)在犯罪的主觀目的、客觀行為表現(xiàn)等方面。對于類似本案的使用輕微暴力手段幫他人搶回賭資的行為，宜定性為尋釁滋事罪，分析如下∶
（一）從客觀表現(xiàn)來看，黃某1等人在公共場所實施輕微暴力強索財物，暴力強度尚未超出尋釁滋事罪的范圍，且主要侵犯的是社會公共秩序
搶劫罪的社會危害性、對被害人人身的危險性以及偵破的難度，都遠遠高于尋釁滋事罪。一般情況下，搶劫罪的犯罪行為絕大多數(shù)發(fā)生在偏僻街巷、人跡稀少的地方，且行為人常常具有隱蔽的特性，因而往往有意識地躲避世人。尋釁滋事罪的強拿硬要行為則常常發(fā)生在公共場所，多數(shù)是臨時起意，結伙進行，一般不隱瞞自己身份，其最終或者說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尋求一種精神刺激，炫耀自己的威勢。尋釁滋事罪客觀上不以嚴重侵犯他人人身權利的方法強拿硬要財物，表現(xiàn)在具體行為方式上，如使用的暴力或脅迫手段，一般是輕微的拳打腳踢等不易造成嚴重后果的方式，暴力行為往往也會有所節(jié)制；在造成的危害后果上，一般不超出輕微傷的范圍。如果暴力手段為使用刀具、槍支等易造成嚴重后果的工具，脅迫手段是以被害人身體健康、生命安全等重大利益進行威脅，則通常應認定為超過強拿硬要的限度。
2005年《意見》第九條對此作了明確闡述∶"尋釁滋事罪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犯罪，行為人實施尋釁滋事的行為時，客觀上也可能表現(xiàn)為強拿硬要公私財物的特征。這種強拿硬要行為與搶劫罪的區(qū)別在于∶前者行為人主觀上還具有逞強好勝和通過強拿硬要來填補精神空虛等目的，后者行為人一般只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前者行為人客觀上一般不以嚴重侵犯他人人身權利的方法強拿硬要財物，而后者行為人則以暴力、脅迫等方式作為劫取他人財物的手段?！?/p>
本案中，基于要回賭資的目的，被告人黃某1等人前去見吳家有時沒有攜帶任何兇器，黃某1和聶迪飛僅對吳家有實施輕微的拳打腳踢行為，熊和周元文沒有動手，只實施一般的追趕、拉扯行為，吳家有所受損傷亦為輕微傷?？梢?，四名被告人實施的暴力、脅迫行為有節(jié)制，且強度一般，尚未超出尋釁滋事罪中“隨意毆打他人”“強拿硬要”的范疇。被告人在大庭廣眾之下，使用輕微暴力對被害人公開強索他人所輸賭資的行為，已經(jīng)擾亂了公共秩序，符合尋釁滋事罪的客觀方面。
（二）黃某1等人的主觀目的主要不是非法占有他人財物，而是幫他人要回賭資、教訓被害人
搶劫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財物，侵犯人身權利只是實現(xiàn)其犯罪目的的一種手段。一般而言，行為人總會竭盡所能盡量多的劫取財物。而在強拿硬要型的尋釁滋事犯罪中，行為人一般出于通過破壞公共秩序來尋求個人精神上滿足的目的，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處于從屬地位。雖然行為人也會強取他人財物，但是其主觀目的并不是占有他人財物，占有財物是其耍威風、占便宜、開心取樂的一種手段，有時索取財物多少甚至有沒有對行為人索取到財物不甚重要，行為人追求的主要是在強拿硬要過程中精神上的刺激，因此，有的行為人甚至將錢退回一部分或者明知被害人身上有更多的錢而不為所動等。
本案中，被告人黃某1接到其堂哥電話，稱被害人吳家有在賭博中有“出千”行為導致其輸了一千多元錢，讓黃某1帶幾個人過去把本錢拿回來。黃某1糾集同案被告人聶迪飛等人時，明確表示其堂哥在賭博時被人“出千”，提出到現(xiàn)場看一看，教訓一下“出千”的人。四被告人見到被害人吳家有后，在吳家有逃跑時，采取了拳打腳踢、圍追堵截行為，迫使吳家有交出1300元錢，吳家有提出給其留100元作為車費，黃某1退回100元。同時，被害人吳家有當時手上握有一部手機，被告人并沒有要求其交出手機。從以上行為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目的主要是教訓吳家有，拿回其堂哥輸?shù)舻馁€資，并沒有進一步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故意。
（三）根據(j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本案以尋釁滋事罪論處更為合適刑法第五條規(guī)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就是我國刑法中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作為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該原則不但對立法中刑罰的設定、司法中刑罰的具體裁量起著關鍵作用，而且在區(qū)分認定不同罪名時也具有重要意義。
搶劫罪在我國刑法中屬于重罪，其起刑點就是三年有期徒刑，最高刑是死刑；相對而言，尋釁滋事罪是一種輕罪，一般只能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糾集他人多次尋釁滋事，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才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尋釁滋事罪與搶劫罪的法定刑規(guī)定之所以如此輕重懸殊，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搶劫罪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都遠遠高于尋釁滋事罪。因此，正確區(qū)分搶劫罪和尋釁滋事不僅要考量其犯罪構成的迥異，在行為性質(zhì)不甚明確時，還要依據(j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憑借社會一般觀念，權衡行為人應受處罰的輕重和處刑后可能會產(chǎn)生的社會效果，以期最終準確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性質(zhì)和罪名，實現(xiàn)罰當其罪。
本案中，四被告人的行為雖然從形式上看與搶劫罪有些相似，但綜觀全案，其實施暴力的強度并未超出尋釁滋事罪所涵括的范圍，造成的傷害后果是致一人輕微傷，且其主觀上出于教訓對方和為他人要回賭資的動機，此外，其從索要錢款中拿出100元歸還被害人、索要財物價值沒有超出其認為損失的數(shù)額，以尋釁滋事罪對其定罪處刑更為恰當，準確貫徹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
此外，2005年《意見》中規(guī)定，"行為人僅以其所輸賭資或所贏賭債為搶劫對象，一般不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相關規(guī)定處罰”。該規(guī)定將行為人搶回所輸賭資行為與一般搶劫行為區(qū)分認定，也體現(xiàn)了對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貫徹。本案中，雖然被告人搶回的財物對象并非本人所輸賭資，而是被告人堂哥的所輸賭資，但上述司法文件的精神，對本案的處理亦應具有參考價值。
綜上，法院依法以尋釁滋事罪對本案被告人定罪處罰，是正確的。
（撰稿∶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qū)人民法院 彭 帥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韓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