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偵破一起OTO網(wǎng)絡組織賣淫案，抓獲涉案嫌疑人49人。在網(wǎng)上發(fā)布賣淫信息，嫖客直接網(wǎng)上挑選失足女性，線下在賣淫窩點進行交易。本案多位犯罪嫌疑人家屬找到安徽金亞太律師事務所，本所分別指派蘇義飛、李井方、丁帥等多名律師擔任辯護人，其中蘇義飛律師擔任的是第一被告辯護人。
蘇義飛律師分析意見：
一、被告人C某不構成組織賣淫罪，僅涉嫌容留、介紹賣淫罪
（一）C某所涉嫌的犯罪行為不具有組織性。
1.本案的賣淫人員并非由被告人C某通過招募、雇傭、糾集等手段組織而來。
證據(jù)卷（四）第3頁P某的詢問筆錄、第20-21頁H某的詢問筆錄、第41頁X某的詢問筆錄、第51頁L某的詢問筆錄、第65頁宋希的詢問筆錄中表示她們都是經(jīng)由自己的朋友介紹到西環(huán)中心廣場賣淫。在本案出示的所有賣淫人員的詢問筆錄中，都沒有提到她們是由C某通過招募、雇傭、糾集等手段組織而來，也沒有提到第一次來到西環(huán)中心廣場賣淫是通過C某的接待與面試同意。此案中的賣淫人員是彼此之間互相介紹、互通賣淫信息后便開始在西環(huán)中心廣場從事賣淫活動，與被告人C某無關。
2.被告人C某不存在控制或管理他人賣淫的行為。
“控制他人賣淫”是組織賣淫罪的本質特征，這是區(qū)分組織賣淫罪與其他相似犯罪的關鍵所在。辯護人認為，“兩高”司法解釋中的“控制多人賣淫”其實隱含著“帶有一定的強制性”的含義，這一結論可以從組織賣淫罪具有非常嚴厲的法定刑得出。組織賣淫罪的法定最低刑為5年，與強迫賣淫罪適用相同的法定刑，因此，組織賣淫罪在主觀罪過、行為方式和危害后果等方面不應明顯輕于強迫賣淫罪。如果行為人只是提供一定的場所或其他便利條件的行為的，不應當認定為組織賣淫罪，否則就違反了《刑法》第5條規(guī)定的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解釋》增添“管理”一詞，無疑擴大了組織賣淫罪的處罰范圍，但組織賣淫罪具有相當嚴苛的法定刑配置，所以“管理”程度不能過低，需要達到一定程度?！肮芾怼币话惚憩F(xiàn)為組織者對賣淫人員就賣淫服務方式、利潤分成、起居安排等方式達成合意，使得賣淫人員自覺的遵守賣淫交易的流程安排和管理秩序。
本案中，根據(jù)證據(jù)卷（一）第63頁袁明的詢問筆錄中顯示賣淫人員的衣食住行都由賣淫人員自行安排；證據(jù)卷（四）第20-21頁H某的詢問筆錄顯示其關于賣淫地點及提成都由其朋友“安安”告知；證據(jù)卷（四）第36-37頁X某的詢問筆錄顯示具體賣淫的內(nèi)容提成等由其他賣淫人員告知，其吃由自己負責，在西環(huán)廣場沒有自己固定的房間。從上述相關人員的詢問筆錄可以看出，組織中只規(guī)定了賣淫人員上班的時間，但也非強性要求。賣淫人員吃住行都自行負責，上班不固定，上班可去可不去，全由賣淫人員自行決定。同時也不存在指揮，提供車輛接送賣淫人員賣淫等情形。一個窩點每天只有三四個賣淫人員從事賣淫活動，人員流動性強，沒有形成固定的賣淫組織。
另外在證據(jù)卷（四）P某、H某、L某等賣淫人員的證言中顯示該案中對賣淫人員沒有明確的管理制度、無培訓、無考勤等措施。在詢問的所有賣淫人員甚至沒有提到過被告人C某的名字，只提到兩個場所的負責人分別是“小康”和“小明”。辯護人認為，“控制或管理他人賣淫”至少要賣淫人員認為她們受到了控制或管理才可以認定行為人達到了控制或管理他人，而她們都沒表明她們所進行的賣淫活動是在C某的控制或管理之下。
本案C某與賣淫人員之間形成的是一種合作關系，C某只有拿取介紹嫖客抽成嫖資的目的，而非管理整個團伙拿整體收益的目的，因此C某與賣淫人員之間不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綜上，被告人C某所涉嫌的犯罪行為顯然不具有組織性。
（二）被告人C某只是單純地追求為賣淫行為提供便利或幫助，符合容留、介紹賣淫罪特征。
組織賣淫罪追求的是積極對賣淫活動進行經(jīng)營和管理，是整個賣淫體系及具體賣淫活動背后的“操控者”，亦為賣淫組織整體內(nèi)部的核心要素；而介紹、容留賣淫罪僅以嫖娼人員和賣淫人員之外的第三人身份追求賣淫活動的順利實現(xiàn)，其自身局限地被定位于賣淫行為的外部關系中，以為賣淫活動的進行及完成提供幫助或保障。
C某涉案時只有19歲，一個剛成年的人，才踏入社會，很難擁有豐富的社會經(jīng)驗與資源去組織起一個賣淫團伙。
綜上，本案中的賣淫嫖娼活動都是你情我愿的交易，被告人C某對賣淫人員并沒有進行主動的“招募、聘用、糾集等”，也沒有達到構成組織賣淫罪的“控制、管理他人賣淫”的程度。被告人C某主要的犯罪行為僅是為賣淫活動介紹嫖客，為賣淫活動牽線搭橋，后由賣淫人員收取嫖資后按次結算分成，其行為不符合組織賣淫罪的構成要件，依法應定性為容留、介紹賣淫罪。
二、起訴書指控被告人C某“情節(jié)嚴重”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
起訴書指控C某招募、控制十人以上失足婦女在其經(jīng)營的場所內(nèi)從事賣淫活動，情節(jié)嚴重。首先，辯護人堅決認為C某不具有招募、控制他人賣淫的行為。其次，在證據(jù)卷（四）第4頁P某的詢問筆錄、第24頁H某的詢問筆錄、第53頁L某的詢問筆錄、第65頁宋希的詢問筆錄中顯示西環(huán)中心廣場的兩個賣淫場所每天只有三四個賣淫人員，還提出存在賣淫人員不固定、兩個賣淫場所存在互調(diào)賣淫人員的情況?，F(xiàn)有的證據(jù)足以證明西環(huán)中心廣場兩個賣淫場所每天的賣淫人員加在一起至多只有八人，這八人中還包括了流動的賣淫人員。
另外，起訴書中雖指控兩個賣淫場所共管控失足婦女14人進行賣淫活動，但因現(xiàn)實中賣淫人員流動性較大且多數(shù)身份不明，起訴書中并未明確14人身份，只明確了9人，且其中還可能存在一個人因同時在兩個賣淫場所賣淫，而被重復計算在其中的情況。辯護人認為對賣淫人員人數(shù)不確定的情形下，應以查獲時的人數(shù)為準。因此，起訴書指控C某招募、控制失足婦女達十人以上，構成“情節(jié)嚴重”的事實并沒有相應的證據(jù)證明，依據(jù)“存疑時有利于被告”原則，對于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應當綜合全案證據(jù)排除合理懷疑，對于量刑證據(jù)存疑的，應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認定。
三、起訴書中介紹嫖客的人次與實際人次相差較大
在證據(jù)卷（二）第38頁W某的第一次訊問筆錄中其表示從2018年7月份左右開始介紹嫖客去西環(huán)中心廣場的賣淫場所，介紹人次約五、六十人，每介紹成功一個嫖客獲利100元，總獲利五、六千元；在第47頁W某的第三次訊問筆錄中表示通過與“AQ某商家”的聊天記錄確認其介紹100人左右去嫖娼。首先，W某供述2018年7月份左右就介紹嫖客去西環(huán)中心廣場進行嫖客，而本案的西環(huán)中心廣場兩個賣淫場所是在10月份中旬左右才開始從事的賣淫活動，因此W某7月份到10中旬介紹的嫖客并非是介紹到西環(huán)中心廣場的賣淫場所，此人數(shù)是不能計算在本案內(nèi)。其次，在W某第三次詢問筆錄中關于介紹嫖客人次的計算明顯不合理，按照每介紹成功一個嫖客的提成計算，W某介紹100人左右，獲利應至少達到上萬元，而W某實際獲利只有五、六千元，還包括獎勵金，說明W某介紹嫖客的人次最多五十人。
同樣在證據(jù)卷（二）第96頁Rxx的詢問筆錄中交代其共介紹嫖客40人，而起訴書中指控其介紹嫖客86人，兩者數(shù)額相差較大。證據(jù)補充卷（二）第89頁YY的詢問筆錄中表明其獲利約5000元（包括獎勵金），按一單提成100元計算人次，起訴書指控的75人次顯然不合理。因此，關于本案介紹嫖客的人次計算，辯護人認為應以成功介紹的嫖客人次和參考其獲利金額來計算。
四、關于被告人C某的量刑辯護
首先，辯護人堅持認為C某的行為不構成組織賣淫罪，如果貴院認定C某構成犯罪，應當考慮如下量刑情節(jié)：
（一）被告人C某到案后，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具有坦白情節(jié)，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被告人C某在接受公安、檢察機關的多次訊問中，對自己參與的犯罪的事實一直能主動、詳細地坦白交代，供述一直穩(wěn)定，且積極配合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在今天庭審中，同樣對其應承擔的罪責不推脫，有認罪和悔罪表現(xiàn)，《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款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guī)定的自首情節(jié)，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fā)生的，可以減輕處罰?！币虼藢Ρ桓嫒薈某應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二）被告人C某年紀較小，沒有前科劣跡，是初犯并且認罪態(tài)度良好。
被告人C某剛成年，涉世未深，法律意識淡薄，未經(jīng)受住別人的金錢誘惑，跟著從事犯罪活動，沒有危險社會的惡意，從被抓之日起，就深刻反省悔罪。C某系初犯，無前科劣跡，案發(fā)后主動交代罪行，認罪態(tài)度好，懇請法院從輕處罰。
（三）被告人C某并非主犯，違法所得不大。
根據(jù)賣淫人員的筆錄顯示，西環(huán)中心廣場從事賣淫的人員不多，且賣淫人員都是主動上門來的，來去自由，C某沒有任何強制賣淫等較嚴重行為。賣淫人員也沒有性病，性交易中使用了安全措施（避孕套），沒造成他人身體損傷。另外，被告人C某在該案中的犯罪所得約3萬元，低于賣淫人員的賣淫活動所得，且明顯低于實際運營人石頭的獲利金額。因此無論從犯罪行為、還是從違法所得上看，C某都不是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