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辦檢察開放日活動。最高檢相關負責人介紹，要對非公經濟在法律限度內適當傾斜，對民營企業(yè)負責人涉嫌犯罪的，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
近期，媒體披露的山東濰坊清華博士無罪釋放事件引發(fā)廣泛關注，其在獲釋之前被羈押了1277天。我國每一起無罪案件背后幾乎都有無辜公民長時間地失去自由，考慮到看守所的羈押條件遠遠低于監(jiān)獄，這些無罪人員實際上遭受了比已經判決的服刑人員還要艱辛的苦痛。不當的審前羈押不僅加大了看守所的管理難度和壓力，更是無端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權，損害了法治的尊嚴。
未經法院判決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是我國刑事訴訟法明文規(guī)定的原則之一。而與之相配套的限制嫌疑人人身自由的羈押必要性制度在實踐中幾乎付之闕如，特別是，以部分限制人身自由的取保候審為常態(tài)、以羈押特別是看守所羈押為例外的訴訟原則在實踐中沒有落實。這導致一些無辜公民在訴訟過程中就受到嚴重的合法傷害。拋開個別司法人員違法辦案、瀆職失職不談，其關鍵點就在于沒有相應的制度來落實和保障公民權利。要切實做到降低審前羈押率，建立以取保候審為常態(tài)、羈押為例外的原則，至為關鍵的是要進一步嚴格細化刑訴法規(guī)定的逮捕必需條件，或者說是不需要逮捕的情形?！?/p>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逮捕條件有三：一是罪疑條件，即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二是刑罰條件，即有證據證明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三是必要性條件，即有證據證明有逮捕必要。三者具備才符合法定的逮捕條件。其中，逮捕的必要性是制約和限制逮捕適用的重要條件，但實際上這一條件在實踐中幾乎沒有被考慮。
司法中的高逮捕率也直接體現了這一點，有學者統(tǒng)計，從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數據來看，我國的批準逮捕率平均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應當說，這與我們多年形成的以羈押為原則的司法理念密切相關，直接導致對于逮捕必要性缺乏相對明確的標準。在制度上，更多地關注逮捕的條件和規(guī)范，而對不需要逮捕的情形和規(guī)范則大大地忽視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印發(fā)的《關于依法適用逮捕措施有關問題的規(guī)定》中，對于應當逮捕的情形進一步加以明確，但對于何為不需要逮捕的情形卻沒有規(guī)范。同樣，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fā)的部分罪案《審查逮捕證據參考標準(試行)》的通知，對于哪些屬于不需要逮捕的情形也沒有明確規(guī)定。
逮捕這一最嚴厲的程序強制措施，其目的是正確適用以防止犯罪嫌疑人串供、毀滅證據、自殺、逃跑或者繼續(xù)犯罪，保證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如果適用不當，就會傷害無辜，嚴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破壞法治的尊嚴。在逮捕必要性沒有相對明確標準的情況下，實踐中往往就是“都有必要”。
近期，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多次強調，要求檢察機關對于可捕可不捕的案件不予逮捕。但是，在對于哪些屬于可捕可不捕的案件沒有明確規(guī)定的情況下，司法人員不敢也不愿落實這個原則。因此，要真正落實以羈押為例外的審查訴訟原則，需要進一步明確逮捕必要性的審查條件和標準，尤其需要明確不具備逮捕必要的基本情形。
此外，對于已經批準逮捕的嫌疑人，要擴大羈押必要性審查的范圍，除了檢察機關主動審查以外，對于看守所、嫌疑人家屬和辯護人提出的必要性審查申請，檢察機關應當及時審查，做出決定。對于嚴重超出一般訴訟時限、羈押期限接近甚至已經超過嫌疑人所涉犯罪可能判處刑期的案件，應當及時進行羈押必要性的審查。
最后，還要明確保障和追責機制，加大違法成本。人是理性的，趨利避害是本能和本性，司法人員也不例外。沒有一個賞善懲惡的機制保障，再好的規(guī)定也很難取得實際的效果，一項好的制度要真正落實，需要建立良性司法的保障機制和對故意為惡行為的嚴厲制裁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