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12年第3輯，總第86輯）
【778】胡某1搶劫案-在被告人翻供的情況下，如何排除合理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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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客觀性證據(jù)相對薄弱的死刑案件，在被告人翻供情形下如何甄別證據(jù)，排除合理懷疑？
三、裁判理由
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在認罪后翻供的現(xiàn)象較為常見。對于沒有目擊證人且客觀性證據(jù)較為單薄的案件，供述對于證明案件事實尤為重要。對于翻供案件， 既不能簡單采信其以往所作供述，也不能輕易否定其翻供理由或無罪辯解，而應當兼顧正向的證實與反向的證偽。對那些基于法律常識、生活經驗或職業(yè)直覺產生的合理懷疑，要從有罪供述的真實性、翻供后無罪辯解的可信性、有利證據(jù)的可采性等方面入手，逐一排除疑點，最終形成對案件事實的準確認定。
本案的偵破、審理經過較為復雜，有當?shù)囟鄠€公安機關經手，歷經三次一審、三次二審。第一次一審期間公訴機關因證據(jù)不充分未指控搶劫被害人段某的事實，至第三次一審時才補充起訴該起事實。盡管本案有一定客觀性證據(jù)， 但取證工作整體上較為粗疏。被告人胡某1在第一次訊問中不認罪，此后有兩次有罪供述，但在審判階段又翻供。由此，一審、二審法院在證據(jù)采信和事實認定上出現(xiàn)一定爭議。對于本案有必要從正向證據(jù)分析和反向排除疑點兩個角度來進行事實認定。
（一）在案證據(jù)指向明確，能夠相互印證，形成完整證據(jù)體系
根據(jù) 1996 年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項的規(guī)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依照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該規(guī)定確立了刑事案件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即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據(jù)此標準， 在對全案的證據(jù)排列、組合、分析之后，作為證明對象的案件事實和情節(jié)均應當有相應的證據(jù)予以證明，證據(jù)與證據(jù)之間能相互印證，全案證據(jù)同案件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和結果一致，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jù)體系。本案中，我們認為，認定被告人胡某1實施 3 起搶劫事實的證據(jù)能夠形成較為完整的證據(jù)體系。具體說明如下：
1. 關于搶劫被害人羅某的事實
該起事實是被告人胡某1實施的最后一起搶劫，證據(jù)情況較好。體現(xiàn)在：（1）羅某的汽車被發(fā)現(xiàn)停放在羅湖區(qū)紅桂路附近后，公安人員蹲點守候，將前來取車的胡某1抓獲，系人贓俱獲。（2）相關物證證實胡某1與羅某被害有直接關聯(lián)。第一，公安人員在羅某的車輛行駛證（位于羅的汽車副駕駛位前的整理箱內）上提取到一枚指紋，經鑒定系胡某1所留，足以證實胡某1案發(fā)前已接觸過該車。第二，在羅某汽車內提取到一把自制尖刀，刀刃有打磨痕跡，刀柄被黑色絕緣膠布纏繞，可印證胡某1所供尖刀系其用鐵板自制，作案時用刀絞緊勒羅某頸部的鐵絲圈，后將尖刀放在所劫汽車內的情節(jié)。胡某1翻供后雖拒絕辨認該刀，但仍可認定該刀系胡某1所有。第三，鋼鐵材料分析測試報告 證實從胡某1家提取的鐵絲與纏繞在羅某頸部的鐵絲系同一爐批、同一批次制造加工的產品，兩根鐵絲間具有極密切聯(lián)系。（3）胡某1在偵查階段對殺害羅某并劫走其車輛的事實有過 2 次詳細供述，所供作案經過得到其他證據(jù)印證。例如，尸檢鑒定證實羅某下頜部有橫行勒溝（未分析該勒痕的成因），與胡某1所供持鐵絲閹從后面套羅頸部時勒在羅的下巴位置的情節(jié)吻合。拋尸現(xiàn)場未提取到羅某的鞋子，但在羅的汽車后備箱內提取到一雙運動鞋，與胡某1所供其將羅某的鞋脫下后放在汽車后備箱內備胎旁的情節(jié)吻合。
2. 關于搶劫被害人孫某的事實
該起事實的證據(jù)情況主要是：（1）被告人胡某1歸案次日即主動供認了該起事實，負責審訊的深圳市南山公安分局當時對該起事實尚不完全掌握，此后福田分局將案件材料移送至南山分局。（2）有指向明確的客觀性證據(jù)。兩名證人證實一男子試圖撬開停放在路邊的無牌照中華牌汽車，在保安盤查后男子棄車離開。該車被公安人員提取后進行勘查，確定系孫某的被劫汽車，且在汽車后備箱內查獲了該車車牌，在車牌上提取到一枚指紋，經鑒定系胡某1所留。其中一名證人還混合辨認出胡某1系撬車男子。（3）相關證言能印證胡某1的供述：第一，有兩名證人證實 2003 年 11 月 26 日 1 時 30 分在僑城立交橋下發(fā)現(xiàn)尸體，橋上有擦痕，尸體應該是從橋上扔下的，印證胡某1所供將近 2 點時從立交橋上拋下尸體的情節(jié)。第二，孫某的妻子王素芹證實孫隨身帶有手機和三四百元錢，失去聯(lián)系的時間是 11 月 25 日 23 時許，印證胡某1關于作案時間、所劫財物的供述。王素芹提交的孫某的手機通話記錄顯示太白路一公用電話與孫在 19 時前后有 5 次頻繁聯(lián)系，通話時間均很短暫，符合乘客叫車的情況，也印證了胡某1關于聯(lián)系孫的時間、地點、方式的供述。第三，孫某的朋友李志證實其 25 日 20 時許聯(lián)系孫時孫在南頭（地名），車上有客人，需要長時間等待，22 時許聯(lián)系不上孫，印證胡某1所供騙乘孫的汽車至南頭后謊稱等人，與孫在車上聊天后進行作案的情節(jié)。（4）本節(jié)犯罪事實中部分情節(jié)屬于先供后證。例如，尸檢鑒定證實孫某左手小指掌指關節(jié)陳舊性缺失，印證胡某1所供孫一只手缺少指頭的情節(jié)；胡某1供述孫某自稱有兩個兒子讀書，此情節(jié)孫的妻子王素芹從未提及，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期間經詢問王素芹，王稱有兩子一女，孫某被害時三個孩子都在讀書。此情節(jié)系先供后證，證明力很強。
3. 關于搶劫被害人段某的事實
該起犯罪中有幸存的被害人，證據(jù)情況主要是：（1）該起事實系被告人胡某1在公安機關完全不掌握的情況下主動供述的。公安機關根據(jù)胡的供述調取到報案材料，但內容極其簡單，僅說明段某的出租車被劫走后又被追回。因段某未受到實質人身傷害，且車輛已被追回，當時并未繼續(xù)追查。第一次一審期間，因未能找到段某，公訴機關未指控該起事實。第三次一審期間，公安機關補查了相關證據(jù)，公訴機關才補充起訴。（2）胡某1的供述得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的印證，屬先供后證：第一，胡某1供述所劫出租車的運營證上記載車主姓胡，印證段某所述汽車系與車主胡幫安共同購買的情節(jié)，段亦辨認出胡某1系持鐵絲圈勒其頸部、劫走其出租車的男子。第二，胡某1主動供述其劫得段某的出租車后在虎門附近被另一輛深圳牌照的出租車追捕，對方車內公安人員向其鳴槍示警，其沖卡進出高速公路，將所劫汽車丟棄在東莞。該情節(jié)得到參與追捕的公安人員證言的印證，其中一名公安人員還辨認出胡某1系駕駛段的出租車逃避抓捕的男子。第三，胡某1供述作案用的鐵絲圈留在被害司機頸部，棄車逃離時將自制尖刀遺留在車上，這些情節(jié)得到段某和相關公安人員證言的印證，段還提交了鐵絲圈，公安人員也手繪了尖刀樣圖。
（二）證據(jù)采信和事實認定上的疑問能得到排除
排除合理懷疑與證據(jù)確實、充分是對有罪證明標準不同角度的兩種界定。證據(jù)確實、充分是從正面對證據(jù)的質和量提出的要求，而排除合理懷疑是從反向角度對證據(jù)的充分程度提出的判斷標準。作出任何一個有罪判決，都應當要求在案證據(jù)足以排除被告人無罪的任何合理懷疑，在案證據(jù)所得出的有罪結論是唯一的，具有排他性。將排除合理懷疑作為有罪判決“證據(jù)確實、充分”的標準，已經為 2012 年修正的刑事訴訟法所確認。實踐中，這一標準已被推行， 特別是在近年來死刑案件的辦理過程中更是得到廣泛執(zhí)行。具體到本案，從前文的正向分析已基本可以認定被告人胡某1實施了三起搶劫犯罪。但是，由于胡某1翻供，且提出了具體辯解，其妻子也作證稱胡沒有作案時間，所以很有必要分析胡某1的翻供理由是否成立，翻供內容是否真實，其妻子的證言是否可采信，從而使本案的證據(jù)體系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1. 關于是否存在刑訊逼供
被告人胡某1進入審判階段后翻供，否認實施搶劫犯罪，辯稱其有罪供述系受到刑訊逼供。經查，胡頭部的少許傷痕（硬幣大小）系在抓捕過程中形成。根據(jù)公安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抓捕時胡某1反抗激烈，被按倒在地，由此形成頭面部傷。從照片和審訊錄像看，胡某1右額部確有少許傷痕，考慮到胡于2004 年 3 月 28 日 1 7 時 30 分左右被抓獲，次日 9 時進行審訊錄像，抓捕和審訊間隔不久，故其頭部傷痕系在抓捕過程中形成的解釋是可信的。同時，審訊錄像經當庭播放，錄像內容證實沒有對胡某1刑訊逼供。胡某1作有罪供述時語速平穩(wěn)，神態(tài)平和，供述自然、連貫，除供述所犯罪行外，還與審訊人員聊天，內容涉及人生觀、價值觀等，沒有刑訊跡象。因此，可以認定胡某1系自愿作出有罪供述，其提出受到刑訊逼供的翻供理由不成立。
2. 關于被告人的無罪辯解能否成立
胡某1在第一次審訊時供述羅某的汽車系其從初次認識的王某2（音）處購買的贓車，其尚有部分款項未付，未涉及其他事實。審判階段否認實施搶劫犯罪，在前兩次一審、二審期間辯稱孫某的汽車和羅某的汽車均系其從王某2處接取并予以代管，其供述的是王實施的犯罪事實。在第三次一審補充起訴搶劫段某的事實后，胡某1否認實施該起犯罪，但未提出辯解。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提訊中，胡某1又辯稱搶劫段某亦系王某2所為。我們認為，胡某1的無罪辯解不成立。主要理由在于：（1）胡某1翻供主要針對本案偵查工作中的疏漏，如未組織辨認、指認，拋尸現(xiàn)場也未留下痕跡等，并未著力證實自己沒有作案時間， 其也說不清楚在相關涉案時間段內的行蹤，提供不出不在場的證據(jù)，反而刻意回避此問題。（2）胡某1關于與王某2的認識、交往過程、兩輛汽車的性質、接車地點的供述極不穩(wěn)定，多次反復且相互矛盾，王某2是否真實存在值得懷疑。同時，胡某1自稱與王某2交往不深，王某2不太可能主動對其講述殺人劫車事實， 胡更不可能甘愿替王某2承擔命案的罪責。退而言之，假設胡某1所述王某2犯罪的情況屬實，胡不僅沒有為王承擔命案罪責的理由，相反更應積極提供線索協(xié)助公安機關抓獲王以證自身清白。但胡提供不出王的聯(lián)系方式、住址等情況， 也提供不出認識王的證人。這表明胡關于王實施搶劫作案后將車交與其保管的供述系編造的，其翻供內容不可信。
3. 關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否真實
胡某1在被抓獲后不久作了 2 次有罪供述。第一次供述非常詳細，供認其搶劫作案4 次。第二次供述相對簡單，所供內容與第一次一致。在這 2 次供述中，胡某1所供作案過程連貫、漸進，細節(jié)突出，一些情節(jié)系先供后證，證明力強。其中，胡某1主動供述的搶劫段某的事實是公安機關本不掌握的。此外， 胡某1還主動供述了 2003 年 8 月其第一次實施的搶劫出租車未遂的事實。被害司機掙扎時將車撞到路邊熄火，胡因過于緊張、手段不熟練，僅將司機勒昏后即逃離。被害人因沒有遭受明顯暴力侵害和財產損失，未報案，公安機關也未掌握。該起搶劫事實與本案認定的 3 起搶劫事實在作案工具、作案手段、作案對象上均有相似之處。從胡某1的供述可以看出，其前兩起搶劫的對象系合法運營的出租車司機，后兩起系無證運營的出租車司機，表明其在搶劫對象的選擇、作案手法的熟練程度上有所漸進，符合作案規(guī)律。因此，胡某1的有罪供述自然、可信。
4. 關于被告人妻子的證言能否采信
在胡某1歸案當天，，胡的妻子陳鎖秀作證稱，羅某被害的前后幾天胡均在家，或休息，或與他人下象棋。第二次一審期間，陳鎖秀再次出具上述證言。我們認為，陳鎖秀的證言不足采信，主要理由是：（1）陳鎖秀所證胡某1的起居作息、接觸人員情況本身存在矛盾，也與胡第一次供述中所供自己的行蹤不符，且所證與胡下棋的人員無法查實。（2）陳鎖秀與胡某1系夫妻，與案件處理結果有直接利害關系，不排除其在個別陳述中有包庇胡的可能。（3）胡某1供稱其和陳鎖秀感情較好，陳在他因盜竊犯罪被判刑的幾年間不離不棄。據(jù)此分析，陳鎖秀既然已證實胡某1沒有作案時間，正常情況下，作為夫妻會盡心為胡尋找不在場的證據(jù)，而陳鎖秀非但無所作為，相反卻在胡被抓獲后的第三天即匆忙搬離生活多年的住地，此后未關注過胡案進展，行為很反常。這不僅證實陳鎖秀對胡某不信任，也證實陳的證言不可信。
綜上，辦理死刑案件特別是翻供案件，應當嚴格按照“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通過正向肯定和反向否定的雙向分析，在證據(jù)審查和采信環(huán)節(jié)嚴格把關，形成嚴密的證據(jù)體系，排除合理懷疑，確保準確認定案件事實，防止冤假錯案發(fā)生。
（撰稿：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 任能能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 韓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