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02年第5輯，總第28輯）
【第197號】陸某某、張某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案-公交車司機離開駕駛崗位與乘客斗毆引發(fā)交通事故的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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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1.公交車司機在車輛行駛中擅離職守造成交通事故的應如何定罪?
2.乘客毆打正在駕駛車輛的司機引發(fā)交通事故的應如何定罪?
三、裁判理由
(一)公交車司機在車輛行駛中擅離職守足以危及公共安全的行為應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
本案被告人陸某某因與乘客張某某發(fā)生爭執(zhí)，遭到張的毆打，竟置正在行駛中的公交車于不顧，離開駕駛室與張某某互毆。這一行為本身就足以危及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人身和財產(chǎn)安全，且客觀上也已導致公交車失控，釀成1人死亡、1輛出租車和圍墻嚴重毀損的交通事故。陸某某的行為是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如其辯護律師所說構成交通肇事罪呢?我們認為，關鍵是要看其行為時的主觀心理狀態(tài)如何。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都是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人身和財產(chǎn)安全，在犯罪客體上具有相同之處。此外，作為司機的陸某某置正在行駛中的公交車于不顧，離開駕駛室與張某某互毆的行為，一方面固然是一種足以危及公共安全的高度危險行為(危險方法)，但從另一方面看，也不妨可以視為一種嚴重違反交通規(guī)則的行為。一般而言，嚴重違反交通規(guī)則的行為，往往也包含著一定程度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險，如酒后駕車等。那么，為什么對酒后駕車等危險行為所造成的交通事故，通常只認定為交通肇事罪，而不是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呢?這是因為，酒后駕車等違反交通規(guī)則的行為雖然客觀上也包含著一定程度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險，但這種危險僅僅只是可能，而非必然。酒后駕車人主觀上雖然有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會危及公共安全的義務，但這種預見僅僅只是一種可能，任何人包括酒后駕車人本人都無法預見到其行為必然會危及公共安全。酒后駕車的人往往總是基于某種自信，如自己的車技好、經(jīng)驗豐富、喝酒不足以影響自己對車輛的控制等，設想自己可以避免可能發(fā)生的交通事故，其既不希望也不想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發(fā)生。因此其對發(fā)生的交通事故要么是已經(jīng)預見的過于自信的過失，要么就是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的疏忽大意的過失?？傊?，交通肇事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過失，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不然，該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因此，關于陸某某的行為是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如其辯護律師所說構成交通肇事罪，關鍵是分析陸某某行為時的主觀狀態(tài)。那么，陸某某行為時的主觀狀態(tài)到底是什么呢?這一點只能從其行為時的客觀情況上加以判斷。首先，就陸某某置公交車正行駛在車來車往、人流不斷的市區(qū)道路上于不顧，在沒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況下，即離開駕駛室與張某某互毆這一事實來看，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人包括陸某某本人，都應當能夠清楚地預見到這已不再是是否可能會危及到公共安全的問題，而是不可避免地會危及到公共安全的問題。因為在市區(qū)道路上放棄控制車輛，其肇事將是必然的。從陸某某起身離開駕駛室與他人互毆到車輛肇事發(fā)生，期間僅經(jīng)過短暫的35秒，也足以表明這—點。在車輛行駛中故意完全放棄對車輛的操控的行為，已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可能會危及公共安全的違反交通規(guī)則行為，如酒后駕車等。酒后駕車人不管其因醉酒而對車輛實際具有怎樣的有效的操控能力，但至少其尚未完全放棄對車輛的操控。在應當預見且能夠預見到必然會發(fā)生危害結果的情況下，明顯可以排除陸某某疏忽大意的過失存在的可能。其次，就陸某某在公交車自?？空酒鸩讲痪?，即離開駕駛室與張某某互毆，車輛從起動至最后撞到圍墻停下來，行駛了約180米，經(jīng)過時間大約35秒，期間車上乘客對出現(xiàn)的危險情況有驚呼的事實來看，陸某某完全可以自主停止與張斗毆，重返駕駛室有效控制車輛，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發(fā)生或損失的擴大，但陸沒有這么做。在沒有控制車輛的情況下，陸某某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以保證車輛不危及道路上行人及車輛的公共安全，而且從當時市區(qū)道路交通的實際情況來看，陸也缺乏賴以“自信”的任何現(xiàn)實根據(jù)和客觀條件。因此，也可以排除陸某某出于過于自信的過失存在的可能。綜上，我們認為，就本案案情看，被告人陸某某的主觀心理狀態(tài)不應是過失，而應是恣意的放任，是間接故意。因此，應對其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而不是交通肇事罪。此外，本案被告人陸某某及其辯護人還提出，陸回擊張是一種本能的反映，不具有犯罪故意的心理態(tài)度。我們認為這一辯解不符合生活常識。一個人的行為總是受自己的意志控制的，陸從事的是在道路上駕駛行駛這一具有一定危險性的職業(yè)，在受到攻擊后(尚未危及到人身安全)，竟然離開駕駛室與他人扭打，這明顯超出了一個正常人的行為標準，正好反映出被告人主觀上對可能發(fā)生的危害結果持放任的心理態(tài)度。當然，如果陸的行為具有正當防衛(wèi)或者緊急避險的合法性，那又另當別論了，而本案顯然不存在這兩種可能。
(二)乘客毆打正在駕駛車輛的司機引發(fā)交通事故的應根據(jù)情況分別定罪
乘客毆打正在駕駛車輛的司機從而引發(fā)交通事故的，大致有兩種情形:
一是毆打行為足以致駕駛人員失去對車輛的有效控制，從而直接引發(fā)交通事故的；
二是毆打行為不足以致駕駛人員失去對車輛的有效控制，但引發(fā)駕駛人員擅離駕駛崗位進行互毆，導致車輛失去控制，進而間接引發(fā)交通事故的。
第一種情形，車輛失去控制造成交通事故是由乘客毆打行為直接所致，因果關系明顯。對此，行為人的行為如符合故意傷害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構成的，應當以此定罪量刑。第二種情形，車輛失去控制造成交通事故雖是由駕駛人員擅離職守直接所致，但乘客的毆打行為又是引發(fā)駕駛人員擅離職守與其對毆的惟一原因。本案即屬于上述第二種情形。對被告人張某某如何定罪處罰是本案涉及的又一個爭議問題。
首先，公訴機關指控張某某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當說是不夠妥當?shù)?/span>。因為，從本案案情上看，盡管張某某毆打正在駕駛車輛的陸某某的行為，可以說是一種可能會危及到公共安全的危險行為，但張主觀上并沒有危害公共安全(對已實際發(fā)生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結果而言)的直接或間接故意，而明顯是一種過失的形態(tài)。對此，一二審法院認為張某某的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單從對張某某的主觀罪過的認定上看，應當說是對的。但對張某某的行為是定交通肇事罪，還是定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更為妥當，卻值得認真推敲。交通肇事罪和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觀上都是出于過失，侵害的客體都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人的人身安全和公私財產(chǎn)。本案中張某某的行為符合上述兩項特征。那么，究竟以哪一個罪名定性更為妥當呢?一二審法院判決認定是構成交通肇事罪，而我們卻傾向于以認定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為宜。理由如下:
1.張某某毆打正在駕駛車輛的司機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可能會危及到公共安全的高度危險行為，是一種典型的包含著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險方法。這一點對不論是乘客還是其他什么人而言，都是如此。而且，這種危險行為或方法，不能與一般的交通違規(guī)行為等量齊觀。
2.雖然刑法所規(guī)定的交通肇事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理論上也不排除乘客等非直接從事交通運輸業(yè)務或與保證交通運輸安全有直接關系的人員，可以成為交通肇事罪的主體。但我們也應同時看到，交通肇事罪主體主要應當是指那些違反了交通規(guī)則并因此而導致交通責任事故的駕駛人員或是其他與交通運輸管理相關的人員。本案被告人張某某的身份是一名公交車的乘客，其毆打正在駕駛車輛的司機的行為，并不屬于通常意義上交通規(guī)則所要規(guī)范的對象和范圍。
除定性問題外，值得說明的是，張某某毆打司機的行為與肇事結果之間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這是本案控辯雙方爭議最大的地方。從案情來看，張某某上車后不聽勸告，滯留在車門口影響到乘客的乘車秩序。在與司機陸某某發(fā)生爭吵后揮拳毆打陸，導致被告人陸某某離開駕駛室與其互毆，并造成1人死亡和車輛等財物嚴重受損的后果。對此，我們的認識是，這一危害結果正是二被告人各自的過錯行為競合所致。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可以有兩種表現(xiàn)形式:
一是單一的因果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犯罪后果完全由行為人單一行為所造成，沒有其他因素的介入，例如，行為人酗酒后駕車肇事，將路邊的行人撞死；
另一種是競合的因果關系，即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行為人的不法行為結合到一起共同造成了危害結果。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數(shù)個行為人各自的原因力可能不同，但對危害結果的發(fā)生都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除非一方責任過小依法可以免責。
本案被告人張某某拳擊陸某某，引起陸某某的回擊進而對毆的行為與陸某某放棄駕車而與張對毆的行為共同引發(fā)了危害公共安全這一結果的發(fā)生，因此，被告人張某某的行為與危害結果的發(fā)生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張某某及其辯護人認為，張某某只是打了陸某某一拳，他不可能預見到作為司機的陸某某會放棄駕駛車輛而進行還擊，這種觀點將刑法中的危害行為僅理解為某種動作是不準確的，因為這僅僅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沒有將行為人的危害行為作為一個整體對待，更何況打擊正在駕駛車輛的司機的行為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危險性，對此，行為人應該有足夠的認識?？梢哉f，從總體上講，兩被告人的斗毆行為直接導致了肇事結果的發(fā)生，張某某的行為當然與危害結果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其次，本案兩被告人相互斗毆的行為都是直接故意，為什么最后定罪的主觀內(nèi)容卻發(fā)生了變化呢?這就需要正確理解我國刑法所規(guī)定的故意和過失的本質(zhì)涵義。刑法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界定“故意”與“過失”的涵義時都是針對法定的“危害社會的結果”而言的，該“結果”是經(jīng)法律評價的結果，而不是一般意義的結果。本案二被告人的互毆行為本身可能導致相對方人身傷害的結果，但在本案中，相對方的人身傷害后果不是本案應予關注的用于衡量行為人主觀心理態(tài)度的危害結果，只有實際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才是判斷本案二被告人主觀心理態(tài)度的根據(jù)。而對這一危害結果，被告人陸某某和張某某是持有不同的心理態(tài)度的，其中陸是持放任的心理態(tài)度，而張則具有過失的心理態(tài)度，因此，應本著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對兩被告人分別定罪量刑，那種將兩被告人的行為不加區(qū)別地按同一罪名定性的做法是不妥當?shù)摹?/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