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1999年第5輯，總第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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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號】宋某福、許某相故意殺人案-農(nóng)村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故意不明確的侵犯人身權利案件如何定性
二、主要問題
1.農(nóng)村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故意不明確的侵犯人身權利案件如何定性?
2.犯罪的具體情節(jié)對量刑有何影響?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宋某福、許某相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被告人宋某福因鄰里道路糾紛等，起意對宋某2實施報復——“教訓教訓”宋某2。于是糾集其連襟許某相等人，深夜持劍進入宋某2家宅院，在宋某2夫婦到院內(nèi)察看動靜時，許某相刺中宋某2一劍，致其死亡。從被告人宋某福糾集被告人許某相要“教訓教訓”被害人的目的來看，其主觀故意確實不十分明確，也就是說不能認定為預謀殺人。但當被告人許某相刺中被害人一劍以后，即與被告人宋某福逃離現(xiàn)場，對被害人死亡結(jié)果的發(fā)生采取了放任態(tài)度，這種結(jié)果實際也在二被告人預謀持劍“教訓”的犯意之中，二人構成共犯。一審判決采納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對二被告人定故意殺人(間接)罪是正確的。
(二)處刑應綜合考慮全部案情
被告人宋某福、許某相雖然構成故意殺人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后果發(fā)生，但還不能簡單地僅從造成被害人死亡后果上考慮判處二被告人死刑立即執(zhí)行，還要綜合考慮案件的全部情況。二審法院沒有采納抗訴機關對二被告人定直接故意殺人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沒有具體考慮到二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大小及具體犯罪情節(jié)而改判被告人死刑立即執(zhí)行，我們認為失當。
第一，因鄰里糾紛引起的殺人案件，雖然也屬于危害嚴重的案件，但同那些因劫財、奸情等殺人的案件還是有區(qū)別的。對于造成了被害人死亡后果的殺人案件，由于案件的起因不同，被告人的動機的卑劣程度及主觀惡性大小不完全一樣，對社會的危害也不完全相同，在量刑上亦應有所區(qū)別。被告人宋某福與鄰里的道路糾紛是家族歷史性的，且發(fā)生過爭吵、打架，宋某福也曾被打過，故早就懷恨在心。此次是因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被罰款而懷疑是被害人從中作梗，加速了報復教訓被害人的行為，事先預謀并非要殺死被害人，只是議論要“打一頓出出氣，教訓教訓他”，故二被告人的主觀惡性相對較小。
第二，本案雖然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縱觀二被告人犯罪的全過程，主觀上對危害后果是持放任態(tài)度，放任的程度也是不一樣的。宋某福是為了報復教訓被害人，事先還講了“別打那么狠”的話，逃離現(xiàn)場放任了后果的發(fā)生；許某相在整個犯罪過程中受宋的指使，但其在被害一方呼救時，為逃跑刺中被害人一劍，不計被害人的死活，而放任了危害后果的發(fā)生，這種犯罪本身是定傷害還是殺人罪在理論上就有爭論，所以，即使按后果認定為殺人罪，也不能認為犯罪手段十分殘忍、情節(jié)特別惡劣。
第三，本案是間接故意殺人。間接故意殺人，對被害人是死是活，并不積極追求，而是聽之任之，采取放任態(tài)度。間接故意殺人的主觀惡性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比直接故意殺人要小，處刑時應注意加以區(qū)別，判處死刑更應特別慎重。
一審判決考慮到二被告人犯罪起因及犯罪的具體情節(jié)，對二被告人定故意殺人罪(間接)分別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無不當，不能認為本案的處刑“畸輕”，“確有錯誤”。因此檢察機關抗訴的理由不充分，二審改判二被告人死刑立即執(zhí)行，量刑失當。最高人民法院在復核該案時，沒有核準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二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判決，而是撤銷了該院二審判決對二被告人的量刑部分，以故意殺人罪對二被告人分別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筆者認為是正確的。
